能够赶超美国,说明中国制度优于美国
玛 雅:国际社会用miracle来形容中国的巨大发展,你这里提供的事实和数据表明,中国60多年来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些成就的取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制度优势,保证了中国之路的成功?保证我们在走了弯路后能够及时纠偏,回到正确的方向?
胡鞍钢:经济历史学家们认为,富裕国家今天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设计出了能够使人改善物质生活状况的制度。富裕国家的人们之所以能更加健康,寿命更长,受到更好的教育,想出更多能促进生产力的点子,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是因为能让他们安身立命的那个社会中的那套制度,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全经济体范围内的要素积累,包括机械设备、运输设施、技术、卫生、教育、理念以及理念所带来的成果。这种生产资本的积累只是经济繁荣最直接的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正是社会的进步。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比前资本主义社会要进步得多、富裕得多、长寿得多的制度原因。通常西方学者都是把美国作为最成功的例子,并且在理论上从制度方面加以解释。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制度上来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并且追赶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从一个一穷二白、落后挨打的弱国发展成为举世瞩目、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制度显然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这一制度的最大特征也是最大优势就在于,它有效地加速了现代化因素的积累、扩散和普及,从而加速了现代化的追赶,不仅能够追赶一般的发达国家,而且能够加速追赶美国这个最强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的论证方法很简单,就是既然中国能够追赶美国,将来还会超过美国,就说明中国的制度优于美国。这也是我为什么采用追赶系数来做比较,例如中国GDP相对美国的追赶系数(见下图),而且我们还可以对不同时期中国领导人的绩效做定量评价。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我们有几个重要发现和证明:第一,总体上看,中国成功地追赶美国,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更有优势。第二,从不同时期看,有一些差异性——每当中国领导人决策成功就会加速追赶;反之,每当中国领导人决策失误就会影响追赶速度,例如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但是这些政治运动并不会改变追赶的根本趋势。第三,从国际比较看,以苏联和俄罗斯改革为例,当他们转向资本主义道路时,就出现了“大倒退”,GDP相对美国的追赶系数明显下降,尤其是叶利钦时期,下降幅度最大。这种倒退,正是他们最大的对手美国所希望和乐见的,从凯南、杜勒斯到老布什、克林顿,都想在苏联的失败中实现“历史的终结”。
中国、前苏联及俄罗斯GDP对美国追赶系数比较
(1950-2008,A-M数据库,1990国际美元,美国=1.00)
玛 雅:《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最近一篇文章说,多年来,俄罗斯人反思自己国家转轨失败的教训,总有人不无遗憾地表示,“我们本应该像中国人那样遵循小步走战略,但我们却采用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转轨”。
胡鞍钢:苏联和中国改革的不同结果,有点类似于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对周朝和秦朝的评价:“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这里的“制”是代表一整套制度。秦朝开创了郡县制,取代周朝以来的分封制,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建立古代国家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上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封建国家的基本模式。这里的“政”是代表一整套政策。因为许多政策是过激的、过度的,使国家财力不堪重负,人民无法休养生息,秦朝就成为“短命”的古老国家。后来的隋朝也是类似情况。
借古喻今,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不在于他所创立的现代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在于他所实行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思路和手段的过失。也就是说,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不在制,而在政”,不是他所创建的制度的失败,而是他决策的失败。而戈尔巴乔夫的失败却在制,他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解散了苏联共产党,摧毁了整个苏联,而且是无可挽回的毁灭。他的失败所造成的既是历史的大悲剧,又是历史的大倒退。对此,不论是俄罗斯人民,还是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人民都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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