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路：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3）

中国之路是共产党和人民的集体创新

玛 雅：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的主流看法是“自由市场经济 + 一党专制”。这是西方概括的“关键词”。从中国视角来看，中国之路的关键词是什么？你前述三个核心观点中第一个是“中国之路创新论”，“创新”是中国之路的一个关键词？

胡鞍钢：我们党把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成功视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归结为两个关键词，一是改革，二是开放。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2007年十七大报告又重申了这一点。邓小平尤其强调开放的意义。1985年7月他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乔治·迈克尔·钱伯斯时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所谓新路，就是两个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开放的作用，就是加速或者比较快地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我们叫社会主义生产力。

从我的研究来看，中国的成功有三个关键词：改革、开放，还有创新。我是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来解释中国的衰落与崛起。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兴盛或衰落绝不是偶然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一个国家能否创新，而不僵化、不停滞；能否持续创新，而不中断、不夭折；能否比它的竞争国更具创新力，而不骄傲、不落伍。一个国家衰败的根源就在于不能创新，压抑创新，以致在面临冲突和竞争的过程中丧失发展动力。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迅速发展、迅速崛起、迅速强大的根本动因，中国的兴衰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把影响国家生命发展周期的动因归结为“创新”二字，既包括国家创新，也包括地方创新、企业创新和人民创新，我称之为全面创新。那么，中国最大的创新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中国之路”——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顺应世界潮流、主动应对国内外挑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也是中国人民的创新，是党的创新与人民的创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创新，从而共同完成了这一创新。

从国家生命周期来看，中国的创新之路大概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1977年，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初步成长期。这个阶段主要是模仿创新、封闭创新；既有创新成功，如1949年-1957年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又有创新失败，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即经济起飞与迅速崛起期。这个阶段的创新是开放创新；是引进创新，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理念引进；是加速创新，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是自主创新、全面创新、大规模创新。这几大创新构成了中国今天的崛起。

玛 雅：也就是说，中国60多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共同努力，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胡鞍钢：对。中国之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中国之路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创新，特别是几代党的领导人的不断创新，也包括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的过程。

毛泽东是中国之路的首创者，他的创新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他是先成功，后失败，晚年时期失败多于成功，然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成为后人的历史财富。邓小平既是中国之路的继承者，又是再创新者。他不是否定毛泽东的正确创新，而是继承这一创新；他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而是坚持这一政治方向。他的创新也是有成功，有失败；总体成功，局部失败，成功更多于失败。这是因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功之母。

玛 雅：你在《中国之路》一文中谈到中国之路的1.0版、2.0版和3.0版，还提出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发展战略？这三个“软件版本”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指三代发展战略？

胡鞍钢：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我在《知识与发展：中国新的追赶策略》国情报告中提出，中国领导人有两代发展战略。当中国进入21世纪时，需要第三代发展战略，就是“以人为本”的知识发展战略。其背景是为制定“十五”规划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2005年我和王亚华在《国情与发展》一书中谈到，从建国以来的发展历史看，大约25年、30年有一次比较重大的转型。我们进一步说明了第一、第二、第三代发展战略，包括发展目标、发展观、工业化道路、发展手段等13个方面的不同之处。这三代发展战略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它们的相同点表现为发展战略的继承性，不同点表现为发展战略的创新性。每一代发展战略都是承上启下、相互衔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领导人对现代化与全球化挑战的响应。当然，每一代发展战略都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历史的局限性。以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第三代发展战略的重要标志，它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也不同于现代西方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之路”。

2010年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一文中，提出了中国之路的三个“软件版本”。他认为，在“匮乏阶段”和“温饱阶段”，中国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和2.0版，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小康阶段”，需要创新中国式社会主义的3.0版。受他的启发，我对这三个版本的评价是：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开创了中国之路1.0版；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在于升级至中国之路2.0版，江泽民进一步丰富了2.0版；胡锦涛又升级至中国之路3.0版，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集60多年中国之路之大成。可以预期，今后的领导人将在这三个版本的基础上不断地升级换代，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中国之路”。

玛 雅：俄罗斯媒体最近发表文章称，对比俄罗斯与中国20年发展机遇和变迁，是成功的发展战略助中国迈上了“上坡路”。

胡鞍钢：中国正处在第三代发展战略时期或3.0版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我们仍然面临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例如，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以及中国与世界不同国家的不平衡等突出性矛盾。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7·23”讲话中明确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这就是说，未来时期科学发展观仍然是社会主义3.0版的关键词、主题词。对此，我在刚刚出版的《2020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书中又从新的视角提出了这一科学发展观的五大支柱，即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共赢发展。

玛 雅：请你谈谈这五大支柱的具体内容。

胡鞍钢：第一，创新发展。“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创新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中国改革不竭的源泉，也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创新发展是发展观及发展道路创新、制度建设创新、科学技术创新、文化文明创新的有机统一；制度建设更加依靠原始创新，经济发展更加依靠创新驱动，科技发展更加依靠自主创新，文化发展更加依靠自觉创新，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创新”。创新发展要求我们提高创新自主性、自觉性和原创性，继续开创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全面创新道路。

第二，绿色发展。“天人合一，天人互益”。绿色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与“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黑色发展截然不同，绿色发展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受益自然、利用自然、反哺自然”，旨在人与自然和谐。绿色发展是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节约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气候适应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实施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战略，建设绿色中国。

第三，协调发展。“极高明而道中庸”。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要正确认识和统筹协调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坚持改革发展中的稳定协调、城乡协调、地区协调、中央地方协调、经济社会协调、经济文化协调、经济国防协调、国内国际协调、个人集体国家协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和谐因素，化不和谐因素为和谐因素。

第四，共享发展。“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共享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就是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十几亿人民共同拥有发展机会，共同提升发展能力，共同提高发展水平，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地区共同发展。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共同创造各种财富，各得其所，共同分享社会福祉，和谐共处，共同构筑幸福安康社会。

第五，共赢发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赢发展是科学发展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体现。共赢发展就是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互利发展。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友好合作，求同存异，平等互信，对话协商，扩大共识。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先予之，后取之，多予之，少取之。特别是对最不发达的国家，更要如此。中国与世界各国已经成为利益、命运和发展的共同体，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和谐、绿色的世界。

总之，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科学发展观。以上五个方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科学发展观的“五大发展”。这是中国之路的原创，自觉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深刻总结了中国实践的宝贵经验，充分体现了时代的新趋势、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