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路：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5）

帝国主义侵略打破了中国学西方的迷梦

玛 雅：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也反衬出邓小平的政治智慧。邓小平改革的底线是不搞西方政治体制，这在今天仍然是中国改革的底线，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是现在从官方到民间，从高层到基层，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很多，在学界，普世派甚至成为主流声音。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

胡鞍钢：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老路”，突出表现为“两个凡是”。这条路没多长，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另一条是“新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是由三大要素组成的：一是现代化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因素，三是中国因素。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过去30多年的历程；还有一条是“邪路”，就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轨迹。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热衷于宣传推广西方的“普世价值”，他们既是社会主义大厦内部的定时炸弹，也是国家解体、历史倒退的受害者。现在他们不少人痛定思痛，已经在反思、反省，也有不少人非常羡慕中国，因为中国不仅避免了走上“邪路”，而且成功地开拓了社会主义的“新路”。

我最近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交谈，专门谈及“中国道路”这个主题。他特别强调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辟出社会主义道路。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们称之为“人间正道”。2011年我和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新书，书名就叫《人间正道》。季塔连科还特别谈到，受西方思潮影响，中国党内的确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的确有西方“普世价值”的倡导者。但我认为，这种价值观及思潮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自强不息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谐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和合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观。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称之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纳闷，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他还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一切别的东西，中国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人民的民主共和国。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在讨论新中国的国名时有三种提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董必武建议采用第三个提法，他解释说，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了，不必再重复“民主”二字了。为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不是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西方的多党制、两党制轮流执政，也不是苏联的一党制；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而不是美国或苏联的联邦制。这些基本制度是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差异甚大的国情的，符合中国多元一体、统一强大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大势，因此中国就成为独特的现代国家，具有独特的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民主制，而它一旦形成，就产生了“路径依赖”，不仅一路延续下来，而且在实践中不断“试错”，不断“修正”，不断“改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重建、恢复和改革毛泽东所建立的基本制度，而不是“推倒重来”。

玛 雅：习近平副主席今年6月在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优势。他说，回顾我们党91年的光辉历程，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党就能团结统一，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不断前进；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甚至遭到破坏，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有被葬送的危险。相比西方民主制度，如何理解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胡鞍钢：民主集中制本身就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它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又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民主制度。它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旨在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民主集中制成为中国政治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执政党、国家领导制度，还是基层政权和组织都是普遍适用的，只是具体的形式有所不同。这就超越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比他们多了“一条腿”，我称之为“两条腿走路”，或者两大支柱。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先民主，后集中；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再民主，再集中。这样一来，各方参与者就成为可重复、可检验的政治博弈关系，有助于“求同存异”，激励合作，达成共识，既可以集中全国力量办全国大事，也可以集中本地力量办本地大事。这种优势已经为中国从国家到地方到基层的实践所证明，是最有效的制度和方法。

有民主无集中，就是无政府主义，任何国家和地方的大事都办不成或者办不好；有集中无民主，就是专制主义，“成也在汝，败也在汝”。在中国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何成功治理是没有先例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最大的民主实践，大大超越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及实践，既避免了无政府主义，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一事无成的局面，也避免了专制主义、个人高度集权、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家长制的危险。民主集中制就如同一个巨人的两条腿，走路既走得稳，又走得远，还比一条腿走得快。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够快速地追赶美国，在2020年之前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后不久的将来会相当于美国的2倍、3倍甚至更多。这将验证邓小平1980年所创意性地提出的“邓小平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我为什么称之为“邓小平标准”呢？就是针对许多人讨论中国的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问题，基本上是鹦鹉学舌，似乎可以把一个西方标准作为世界的唯一标准，其实没那么回事。这正是毛泽东所批评的贾桂奴才思想，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中国的改革是开放式的改革，中国的创新是开放式的创新，的确要学习世界经验，包括西方的经验，也包括他们的教训，但是更重要的是自主性的改革、自主性的创新。因为我们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世界唯一的创新，历史继承，不断再创新并持续延传下来的中华文明的国家。这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在向世界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在深深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在大规模影响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在这方面，邓小平是我们的楷模，也是后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