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铁缨：浅谈防止利益冲突与党的建设（2）

三、加大防止利益冲突处置

为确保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就要提高管理强度，加大处置力度。根据有关党内法规和实际情况，这里强调以下方面：

一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这里仅以回避制度为例。如《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和公务回避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违反公务回避有关规定，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使国家、企业利益受到损害”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第十七条规定，“企业领导班子主管部门和企业领导班子在回避工作中玩忽职守，致使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前者是针对国企领导人员个体的责任追究，后者是对有关组织部门的责任追究。其实回避就是回避，只要是违反了有关回避的规定，就要追究相应的责任，而其他限定条件则只能使这些规定形同虚设、徒有其表，仿佛只要没有“使国家、企业利益受到损害”，没有“致使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就没什么问题。现实中的大量案例反复说明：与其补救于已然，不如防患于未然。只要该回避而没有回避的，就要追究其相应的责任。2012年11月26日加拿大多伦多的市长罗伯特?福特被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裁决免职就是如此。

二要将党内法规提升为国家法律，以增加处罚的力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党在防止利益冲突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出台了各种有关规定，但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党内法规。遗憾的是，党内法规在处罚力度上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比如党内法规既不能设定罚款，也不能设定罚金。前者属于行政处罚，由国家行政机关决定和执行；后者是刑法规定的附加刑种，由人民法院判决和执行。党内的最高处分也不过是开除党籍而已，以这样的处罚力度来防止利益冲突恐怕是要打折扣的。对此，早在2006年8月3日，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就强调过：“要适时将经过实践检验、适应形势发展的党内制度转化为国家法律法规，增强约束力和强制力”，其道理就在于此。显然，相比党内法规，国家法律层次更高、约束力更强、涉及面也更加广泛。因此，不仅要及时制定、调整和充实防止利益冲突的党内法规，而且更要通过法定程序使那些比较成熟的党内规定上升为国家法律。在这方面，许多国家都相继制定了有关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我们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出台有中国特色的防止利益冲突法。

三要加大利益公开的力度。利益公开是防止利益冲突的先决条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公职人员公开申报家庭财产，这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且千呼万唤不出来。从国外财产申报的成功做法看，最大的力度莫过于国家领导人带头申报。二是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广大农村等基层组织实行财政与财务公开。财政不透明且缺乏公众和制度的监督是腐败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财政来说，清华大学《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和财政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并结合中国2010年数据和实际情况，提出了衡量财政透明度的8项指标，其研究结果是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处于不及格的状态。对于财务公开，2010年3月，四川巴中市白庙乡以中国第一个“全裸”财务支出的乡政府的形象展现在公众视野。这足以说明公开这个问题“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实际上，无论是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还是财政与财务的公开，均无需过多的额外成本，且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已为其公开提供了条件，目前需要的只是改革的勇气、决心和对整个中华民族负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