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钧：政府与市场关系论（4）

四、把颠倒了的关系颠倒过来

尽管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在我们看来是很清楚的，但是，从理论界的状况看，不少人把二者的基本关系颠倒了，模糊了改革的主要方向，进而也就不能提出真正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对策和措施。他们没有真正理解邓小平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思想，错误地理解了经济体制的实质，没有把改革看作是一种创新，是创造一种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管理经济的模式，而是理解为要在中国“复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在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解释上，很多人只是抽象地说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不明确这是怎样一种结合和对二者的地位做准确的规定。实际上存在着多元的解释。比较典型的一种说法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这里把二者的结合说成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有效性的结合。还有一种说法与此类似：社会主义解决公平问题，市场解决效率问题。这些说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不能成立。其一，表面上看起来这里似乎是在肯定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实际上否定了它的根本优越性，即它能按科学预见有计划地配置资源，以及全国一盘棋的巨大优越性。其二，把公平与效率分摊到不同的两个制度上的观点，是一种在理论上很幼稚的想法。任何一个历史上存在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必然是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如果一个制度只是有公平而无效率，这样的制度必将被抛弃，不可能存在；另外，现实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只是有效率而无公平的制度，试想，如果没有等价交换这种公平关系，市场能会有效率吗？哪种公平关系更优越，就看哪种类型的公平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混淆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另一个表现是论述中采取折中主义态度。例如，有位理论工作者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相互适应的过程。公有制要适应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则要适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这样，就能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7]这种不分主次、不指明谁是起主导作用，只是抽象地讲二者“相结合”、“相互适应”，没有指明这种相结合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当作手段、方法来利用。这种抽象表述显然同样不符合邓小平关于是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经济发展自己的观点。当然，要利用市场，必须尊重市场规律，但从根本关系上说，二者不是“相互适应的过程”，而是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作为手段为自己发展生产力服务的过程。市场机制必须服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目标，不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中校正。

另一种不正确看法是颠倒了主次矛盾，把市场作用看作是根本的，国家计划只看作是弥补市场缺陷，这种观点在理论界很为流行。实际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是今天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由于一些人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所以，无意地在照搬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并把它当作我们改革是否到位的尺度。这表明，在这些人的思想里，没有建立起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信念，缺乏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被西方模式所迷惑。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6]12这是在敲警钟。如果我们的改革沿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走的话，将有发生改旗易帜的现实危险。

还有一种倾向就是美化市场。一位记者在报道广东的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时，要求“缔造小政府、大社会、好市场。”报道中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结底依赖于一个‘好市场’。”[8]这里的“好市场”是指他们幻想的“理想”的市场，只有激励市场主体活力、配置资源的正面作用而没有必然导致一些企业破产、比例失调、危机、失业、假冒伪劣频出的负面作用。企望“好的市场”实际上就是企望有好的不追求私利的企业主。这显然是不了解市场本来意义的表现。追求私利的企业主的活动，没有好和坏的区别。在我国现阶段，私有企业主追求私利的生产活动有积极的一面，我们要鼓励支持其发展。但他的逐利性、盲目性也必然与这种积极方面同时并存。去掉“坏”的方面；也就没有了“好”的方面。只要“好”的，不要“坏”的，那也就不存在市场。真实的市场就是无数为私人利益的生产者互相竞争抢夺利润制高点的关系总体。把我们的改革建立在出现一个“好市场”虚幻的假定上是非常危险的，用它来指导实践必然会贻误经济的健康发展。

正确的思想应当是，不去幻想、期待一个“好市场”，而应当是探索怎样“把市场利用好”。怎样才能利用好呢？那就要通过加强政府运用规划和其他必要措施，尊重市场规律，扼制市场中的消极因素，支持它的正面作用。期待“好市场”只能是信教者的祈祷。

我国有些人执意否定政府对市场管理的必要性，由于对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迷恋和受到现代西方经济学话语的影响，出现了对政府的经济职能妖魔化的倾向。有位教授这样说：“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既得利益者会使‘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9]这里把一盆子脏水一股脑地都泼到政府管理经济体制上，而不顾这些丑恶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他眼睛里，政府制定国民经济科学发展规划指导和组织经济社会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作用都是不存在和不正确的。这种敌视政府经济作用的思想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观点。美国开国时期的一位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时任美国的总统杰弗逊就把国家看作是“狼”，主张绝不允许它进入私人企业主“羊群”。

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建立公有制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盲目统治，进步到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自觉地有计划地发展经济。这里所说的社会预见指导，是指社会在取得社会革命胜利后的一定阶段上，当国家还必须存在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全社会利益的有形代表，恩格斯明确指出，这时，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领导。”[10]631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政府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管理经济，领导经济的发展。这里根本谈不到出现国家资本主义。

否定我们国家、政府的管理经济的职能的观点至今还很有影响，这与十八大报告精神不符合。十八大报告要求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发挥政府什么作用呢？一些人往往把政府职能局限在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他们说：“当前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需要弱化政府在微观方面的一些管理职能，从不该管的领域退出来，让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政府在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的职能，……弥补市场本身具有的不足和缺陷，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需要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制定政策加以弥补。”[11]这篇文章给我们的印象，是把政府管理组织经济的职能完全取缔，政府的职能只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弥补市场之不足。这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色不见了，科学发展观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制定的五年规划的主导作用，都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就严重脱离了我国发展经济的现实，对现实资本主义处于严重经济危机中的状况也缺乏研究；思想束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共同缺点。

最后，还有的人提出一些更偏激的观点，即神化市场。有的人今天还在说：“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体制。”[12]这种看法表明，他缺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无视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也没有吸取苏联一步到位的市场化改革的失败事实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惨痛教训。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次陷入长期的经济危机现实，也没有促使他们摆脱迷信市场的观点的束缚。

在十八大开会前后，一些人更为积极推崇市场经济的功能，有人颂扬市场经济能力说：“市场经济的魅力就在于符合人类本性，有着超越政府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13]照此理解，市场经济是符合人类自私自利的本性的。但是，既然它是建立在追求私利的基础上，那就必然包含着侵占他人利益的追求。在市场上，每一个私有生产者都在追求占有更大的市场，你死我活的争夺市场的残酷竞争不也是符合人类本性吗？真实的市场绝不像那些把它抽象理想化的人所想象的具有田园诗般的情景。

有的人说，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应当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设置政府职能部门，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少干预就是真正尊重市场规律。这意思就是，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取消制定国家长远和近期发展规划职能，并组织贯彻和实施的部门。他们对十八大报告所说的“更加尊重市场规律”解释为“尊重市场规律就是政府少干预”，要“无为而治”。很明显，这些看法是不符合我们国家自己的实践经验，它只是对西方模式的复写。十七大报告明确地指出：“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14]这里明确指明了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的特点，即它必须以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为导向，而不是以自发的市场为导向。持上述观点的人与党的大政方针已经背离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