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美式全球化的终结与世界体系的未来（3）

三、全球化的退潮与共同体的显现

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与一个体系周期终结过程并行的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以这个国家为中心，世界或地区将构建起新的秩序体系。就像我们曾经看到过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一华盛顿体系，直至雅尔塔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从欧洲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体系，展现了500年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狂飘突进的历程。然而，有涨潮就有退潮，随着美式体系的衰落，全球化将进入一个退潮期。

全球化进程之所以会出现退潮，首先是因为当前的全球化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目前的全球社会是一个中心一边缘结构的不平等社会，美国、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中心国家控制并消费着全球的大部分资源，控制了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因此也可以推行过度消费的债务经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肌σ〉的统计，到2012年， G7国家债务与GDP的比率高达140。中心国家能够寅吃卵粮，恰恰是因为边缘国家的节衣缩食。不到10亿人口的现代化生活，须以60亿人的贫因化为代价。依附性的边缘国家的贫困，成为了中心国家保持繁荣的条件。而即使是在这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极少数人占有了大量社会财富。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导致全球市场的萎缩，使越来越多的人元法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好处。在前几个体系周期，资本的扩张还可以通过新市场的开拓得到缓解。到美国体系阶段，世界市场已经开发完毕，已经圄化的中心一边缘结构和资源消费模式都无法承载广大边缘地带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恰恰是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为王、利益通吃"的特征，致使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难以为继。

全球化退潮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心一边缘的不平等结构在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无法得到解决。从国内政治制度观察，目前美欧各国都无法推进约束金融资本的政治改革，因此不可能通过对金融资本利益最大化趋势进行遏制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复苏。比较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前后对华尔街态度的转变就不难发现，如今美国政治的现实是总统为仆、资本为王。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则更是如此。在此次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日本这几个提供着国际货币的国家和集团，相继利用货币发钞权试图将危机转嫁到实体经济居家中去。这种以邻为擎的做法，将导致全球体系的瓦解。可以预见，发达国家不断增加的金融泡沫将再次引爆全球金融革开危机。新一轮更严酷的金融危机到来时，将有可能彻底摧毁残存的美元信用以及美国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

目前的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运行，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极深，而又一时找不到替代美元的新的世界货币。在危机的倒逼下，世界各国将不得不进行选择: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元，亦或进行更多的双边货币互换交易。可以预见，未来世界经济将面临一个长期的"去美元化"过程。实际上，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不论是欧元区的出现、日元的扩张，还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均可视为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也许，在这一进程中还应加上民间增加黄金储备的举动和比特币之类网络货币的尝试。毫无疑问，一旦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解体，全球化进程就会重大改变，在既往500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心一边缘"结构的现代世界体系也将随之改变。

根据以往的经验，走出体系周期危机的路径主要有四条: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再就是战争。而这些以往曾经有效的传统路径。如今均不足以把世界带出危机。

技术创新一直被视为体系更迭中最重要的建设性力量。作为熊彼得式的"创造性破坏"，在技术创新导致繁荣之前，将会因改变原有生产模式而导致大量原有产能的破坏以及大批劳动者的失业，这将造成广泛的国内社会动荡。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历史上技术领域的竞争常常演变为国家间的竞争。英国国会就曾多次立法，以峻法严刑防止新型机械和熟练技工的输出。在当下的危机中，各国在技术输出中对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的强调，正在逐步抬高技术交流门槛，甚至已经形成了"技术壁垒"和"产业壁垒"，并正在演化为大国之间的重大矛盾。

新市场的开拓，从来就带有血腥气。不论是伊比利亚人对美洲市场、荷哇人对亚洲市场、英国和美国对全球市场的开拓，贸易都是随着军旗在走。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开拓市场的血腥气已没有先前那么浓烈，但却远未绝迹。无论是为保持垄断利润构筑市场壁垒，还是为资本不受限制的流动而强迫开放金融市场，都曾经是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难以求解的复杂议题。在全球危机背景下，美国率先搞起《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想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建构所谓"高水平自由贸易体系"，这实质是在拆全球化贸易的台。按照这样的轨迹延续下去，世界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土围子"和小周子，全球贸易体系将寿终正寝。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制度创新与秩序的重构一样，都取决于实力。实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着利益份额的大小，也决定若在产业链和消费链上支配与从属的角色分工，也就是在经济依存关系中谁骑马和谁被骑。实力一旦转化为制度，人们就很难改变；当出现重大实力变化或严重危机必须对制度进行调整时，难免会出现残酷的竞争。美欧等6国建立的"货币互换网络"，就是希望通过"金融泡沫国家"间的抱团合作，提升与实业国家和资源国家竞争的能力。在新贸易谈判中，发起国有意无意地将中国这样的国家排斥与外，就是希望用新的制度性安排迫使中国出让更多的利益。这也说明，在围绕改变制度和体制的竞争中，发达国家很难改变"赢者通吃"的观念，更不愿放弃"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只会加剧各国摆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体系的努力，"脱美化"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

战争在走出危机的历史中从不缺席。在以往几次体系周期的更迭中也是如此，如西班牙与荷兰等国间的"30年战争"、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几次战争、英法7年战争，以及美国独立战争和后来的拿破仑战争；英美体系的更迭则是通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见，战争与危机如影随形。尽管如此，在核时代，以全面战争的方式完成体系的更迭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场景。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小规模军事冲突，或是代理人战争，这样的战争既方便转嫁危机，也可以对分享新秩序的权益进行讨价还价。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在世界多国发生的"颜色革命"及暴力冲突，一些大国通过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进行组合式应用，实现了颠覆一国政府、向边缘地带特定国家转嫁危机的目标。这种超越了军事界限的超限战样式虽无战争之名，却收战争之实一一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这四条摆脱危机的传统路径，无论是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创建或是战争，都布满了障碍与陷阱，前途未卜。看来，世界各国将不得不面对美式全球化体系解体危机的漫长冬季。

毫无疑问，这场危机总会结束。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处于衰竭退变期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将随着此次危机的结束而走向终结。在老霸主开始退隐、新体系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全球化将进入退潮期。所谓全球化的退潮，是指世界将从倡导和推进全球经济分工、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全球贸易体系、全球货币体系、全球政治协商与协作、全球安全框架、全球科技和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的趋势中转向，各国及各地区在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中更多地依赖自身，而不是依赖全球合作。具体到此次全球化退潮，就是指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失去了维持运行下去的力量，将出现"去中心化"的世界。

下一阶段的全球图景，很可能是若干个由超国家集团组成的"合作共同体"的世界。一些在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意识等方面能够形成互补并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民族国家，有可能在互动合作中形成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跨国共同体"或"区域经济圈"、"币缘圈"。这些"共同体"将围绕拥有相对完整经济体系和安全保障的核心国家或国家联盟建立，主要按地理区域分布，也不排除可以依据产业链、价值链甚至是按国家发展水平形成。"超国家合作共同体"将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

由于在相邻地区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和分工，因而地缘因素在"合作共同体"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因货币体系而形成的币缘政治因素也同样不可忽略，因为要形成"共同体"，其内部必须拥有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制造体系和资源基础，能够制造共同体内所需消费品，能够通过贸易进行产业分工，通过货币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同样重要的还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在"共同体"内部维护安全框架的稳定，井有能力为共同体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国秉持与邻为菁、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原则，特别是新近提出的"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以东方式的政治伦理丰富并改善了以盟约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思想。与以往具有明显向心结构、支配性特征的盟国体系不同，在"共同体"内部不再是中心支配边缘、边缘向中心单边输送利益的传统等级结构。而是政治地位相对平等、利益分配比较公平的网络式结构。共同体内部有更频密的交往、磋商、合作，更少强迫、支配、对抗，其间充盈着如孟子所说的"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的国际政治智慧。共同体中的核心国家一一大国，更像网络中的重要节点，须以"厚往薄来"的襟怀增加引力，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等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做更大贡献；小国则积极发挥比较优势，与大国发展互补关系。毋庸置疑，新"跨国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法律契约，然而，共同体的形成往往需要长期利益的考量，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介入，包括地缘、币缘、业缘甚至是民族情感与血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每一个共同体不是以单一因素和短期利益为缔结纽带，而是基于结构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长期合作过程不断塑造的"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尽管休戚与共，其对外部世界却不是排他性的敌对，因为不同"共同体"之间也存在大量经济、政治及安全联系，只是这种联系与"共同体"内部患难与共的关系相比，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差距。

目前构建"共同体"的趋势不仅已在内部贸易占70%以上的欧元区勃发生长，在北美自贸区、东盟与中国自贸区、俄白哈“欧亚同盟”、上海合作组织中开始运行，也在TPP和TTIP的谈判中显露了端倪。世界各国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已进入到全球化退潮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及文化多重博弈之中。日本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设计，以海洋划线重新规划东亚格局，试图借助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成为引领环太平洋地区的"主轴回家"；伊斯兰地区什叶派和逊尼派国家争夺区域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化；最近，乌克兰事件的演变，已经开始改变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也对世界主要大国及欧盟之间关系形成了长期影响。

在所有这些"背旧盟、结新盟"的战略动向背后，无疑，隐藏着美式全球化体系"去中心化"趋势，其中也涌动着"命运共同体"正在建构的历史潮流。可以预见，不以缔结排他性国家同盟的传统方式，而是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种长远利益为纽带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将在下一阶段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及安全局势的主要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