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尖锐,医生过度劳累却又无法获得应有的阳光收入,究其根源,还是由现行“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所决定的,因为医疗机构除了救死扶伤的天职,事实上还承担着从病人身上获利以维持自身运行和发展壮大的职能。这些利益的获得,当然离不开具体诊疗的医生,所以作为创收工具的医生虽然也能利益均沾,但毕竟心有不甘,而那些得不到好处的医生,自然也就心生不忿了。另一面,患者的不信任与有罪推定,只能进一步加剧医患双方的对立情绪,让各种冲突一点就着。
作为医疗行为的两端,如果患者总是不满意,医生就很难收获职业荣誉感。因此,制度安排必须做出改变,只有彻底斩断公立医院的牟利冲动,即让患者花费与医生收入完全无关,才能避免将医患双方放在利益争夺的两极。合理分配医疗资源,让医生凭技术获得阳光下的高收入,让病患信任为自己解除痛苦的医生,没有捷径可走,唯有继续深化医改,让公立医疗事业回归其应有的公益属性。
“六成医生力阻子女学医”警示了什么
由于自己对医生职业不满意,进而力阻子女从医,在一些医生那里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近八成医生不愿子女学医”、“近半医生不愿意继续从医”之类的调查结果,此前也曾见诸媒体,对这类调查结果的解读,与这次舆论对“六成医生力阻子女学医”、“部分医生萌生退意”的解读也大体相同。究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收入与付出严重不符、职业荣誉感降低、工作中存在人身风险等现实问题,让一些医生“寒了心”。总体而言,中国医生的劳动价格长期低于实际价值,这对激发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责任感是十分不利的。
与其他一些职业一样,医生最看重并直接影响其从业意愿的因素之一是薪酬待遇。按照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对等的原则和劳动者劳动与回报对等的原则,一个人为了当医生,比社会上多数行业的从业者进行了更高的人力资本投入,在成为医生之后,又比多数行业的从业者付出了更复杂的劳动,因此,医生理当比多数行业的从业者获得更高的报酬。然而在现实中,医生的收入在社会上并不具有优势,在有些地方,医生的收入甚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在薪酬成为行业社会评价最重要指标之一的当下,不少医生明确表示“对薪酬不满意”,有关部门及决策者不但应当予以理解,而且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其次,医生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这要求医生应当比其他普通职业具有更高的奉献精神、职业荣誉和道德自觉。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医生的自我评价,而医生的自我评价,一方面取决于其接受医学教育和从医以来的职业荣誉感和道德使命感的培养,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对医生行业的评价——如果整个社会充斥着对医生行业的不信任感、敌对情绪和妖魔化倾向,很难想象医生能够长期“忍辱负重”,以最高标准坚持道德自律和职业操守。当前,社会亟须建立对医生行业的客观认知和正面评价体系,这对构建正常、和谐的医患关系尤为重要。
医生的自我评价和社会对医生行业的评价存在着相互影响、互为强化的机制,改善医生的执业环境,提高医生的职业地位,也有一个“医生自我改善”和“社会改善”相互影响、互为强化的作用。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使医生能享有与其人力资本投入和所付出劳动相称的薪酬待遇,公安、卫生行政等职能部门需要加大力量投入,维护医院诊疗秩序和公共治安环境,保障医生的执业权利和人身权利。另一方面,医生应当坚守职业道德,旗帜鲜明地凸显奉献精神,精益求精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医疗水平,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才能形成“医生自我改善”和“社会改善”互为促进、同步提升的良性循环。
“六成医生力阻子女学医”警示我们,进一步深化医改,改善社会对医务人员的认知,改善医生的执业环境及生存状态,已是刻不容缓。
难见“医二代”不必大惊小怪
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当然行行都有苦衷。“医生”在众人眼里是令人羡慕的好工作,然而,真正深入其中才明白靓丽光鲜外表的背后也有常人无法理解的辛酸,医患矛盾的现实、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及社会美誉度的下降都是必须要直面的难题。当然,难见“医二代”并不值得惊讶,各个行业几乎如此,恐怕最容易继承的还是“富二代”和“官二代”。
俗话说“只见人前显贵,不见背后受罪”。医生如此、老师如此、公务员亦如此。哪个行业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胜任的,医生作为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尚且如此,其他行业更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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