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提出了用“宣传的压力”和“精神的压力”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艾森豪威尔政府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心理战”和“隐蔽行动”。“自由之家”虽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却是马歇尔计划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坚定拥护者和美国民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该组织认为,东欧和苏联自由的推进或者暴政的废除都不能够依靠其内部因素推动,必须在西方领导下进行。这一时期以至以后的每届美国政府,美国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成为冷战的重要工具,行使着政府文化外交项目的分包者和外交决策幕后的智囊的双重身份。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在其著作《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中将这些非政府组织形象地称为美国进行文化冷战的“联合部队”。在美国公共外交领域比较知名的基金会有: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斯达尔基金会、杜蕾斯?杜蕾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170多个基金会。表面上看来,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是正常的国际民间文化交流,实际上这些文化项目大多来自政府的资助,或者经过政府部门授意,往往附加了许多政治和外交目的,比如输出民主模式、传播价值观念以及左右对方国家的公共舆论导向等。如福特基金会同美国政府合作,重点对苏联进行民主宣传和促进民主制度合作。这一时期美国的基金会成了美国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得力助手。正如 1957年8月21日肯尼迪在美国参议院讲话时说:“由于福特和洛克菲勒两个基金会的慷慨与远见,非官方的学生交流和教师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这种援助花钱不多,但效果特别好”。这一时期,在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牵头下,美国还成立了一些带有半官方色彩的非政府组织及一些中情局的外围组织,如大学联合委员会(lnter-University Committee)、国际教育协会(l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法菲尔德基金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 “国际妇女委员会”、“全国学生协会”、“世界青年大会”、“国际自由记者联合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时代公司”、“国际笔会”、“美国知识协会理事会”和“美国现代语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央情报局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管理下,这些基金会及其外围组织积极参加了各种文化渗透活动,并制造谣言、欺骗民众,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以达到颠覆东欧国家的目的。
肯尼迪政府时期,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忧虑和反击,美国成立了以宣传美国价值观为主的非政府组织“和平队”,该组织宣称:“要以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来促使共产主义世界演变”。到了1968年“和平队”成为一个独立的美国联邦机构,其任务是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派遣志愿者,从事教育、医疗卫生、社区等工作,利用美国公民与其他公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向这些国家渗透美国的价值观念,传播“美国梦”。这一时期,美国还开始实施富布赖特海斯法案(Fulbrignt-naysAct),该法案的宗旨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世界人民更好地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从而改善和加强美国的对外关系”,进而宣传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着重宣传政治上的多党制、多元化、自由化和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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