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重视权力清单制度实施中的风险点（2）

因此，笔者建议，在“清权”范围的划定上，应当划出这样一条红线：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所有行政权力。在这条红线之外，对“清权”范围不作任何限定，范围框定之后，再根据合法性和合理性两大原则进行“减权”和“制权”，唯有如此，“清单之外无权力”方是合理的、现实的。

行政权分类应防范法律风险和清单公信力风险

从目前我省各地各部门对行政权的分类和实际案例来看，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及其所带来的风险值得重视：

分类不统一带来法律适用不统一、改革范围不一致。目前主要的分类不一致体现在：省里有行政奖励这一类行为，县市则未列这类行为；县市有行政监管这一类行为，省里不设；“其他行政权力”是个大箩筐，省里和县市的箩筐大小差异很大；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的界分标准不统一。分类不统一带来两大问题：一是将来一省之内同类行为会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因为行政行为类别直接决定其法律适用。二是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的范围也不尽一致。

归类不合理带来负面法律后果。归类不合理的本质是对行政权的定性认识不清，这会带来法律上的被动和负面后果。比如，有的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人才评定、社会保险费应缴费额确定等定性为行政确认，这一定性意味着，对上述认定（评定）不服者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为行政确认行为依法可诉），将使行政机关不堪重负、扰乱相关领域行政管理秩序，而事实上，即便在法治发达国家，这一类行为也并不都可诉。又如，有的将“责令改正”行为一律纳入行政处罚，这意味着，以后但凡行政机关作出一个责令当事人改正的行为，都要遵循行政处罚法的一系列程序，否则就会面临败诉风险。再如，有的将税务部门基于合同法的“代位权、撤销权”列为行政权力，而这显然是一种民事权利和行为，列入行政权范围将使其本身处于被动。针对上述类似问题，尽管法院会再就行为定性进行独立审查和重新判断，但这仍会使行政机关造成被动，也会对权力清单本身的权威性产生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