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续发展的不竭动力（4）

四、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行动纲领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困难、矛盾和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24)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三十多年来，我们党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新时期，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行动纲领。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我国改革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可以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和发展，将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25)

这个重要论断揭示：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内涵和地位是不同的。就资源配置而言，市场是起直接配置作用的，政府是起引导和影响作用的；就起作用的地位而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是起非决定性作用；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政府与市场又是密切相关的。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党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6)，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7)，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8)，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9)。可以看出，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

当前，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提升，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表述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但在完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与矛盾，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地方保护、市场封锁、政府职能部门间相互扯皮的情况时常出现；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

由于市场机制作用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市场主体为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可能与社会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求政府必须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保护生态环境和劳动者、消费者的安全、健康等权益。(30)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1)，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的提出标志着治国理念的重大突破，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般说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32)实践证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原因在于：需要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局面转变，“一方面，治理不再是政府一家唱独角戏，而是将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共治的‘善治’模式。另一方面，治理也不再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教练，而是国家、社会与市场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双向共治的良性互动”。(33)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科学思维、民主思维和法治思维等，善于依靠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第一，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政府职能能否发生与市场经济要求相一致的变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关键。目前，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及其两者相互关系曾做过明确论断。亚当·斯密也有过论述，他指出，政府的职能一是公共安全，“在于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34)；二是法律秩序，“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的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35)；三是其他公共产品的提供，“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若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的利润绝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36)。《决定》明确提出政府职能在于“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37)。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必须破除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第三，激发社会活力。《决定》指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国家治理还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社会的、历史的，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有着时代的内涵和要求。在当代中国，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