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直面国企功与过

国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石

最近的数月间，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混改”方案陆续出台，“混改”进程开始启动，尤其是社会各界开始对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混改”的战略深意逐步有所领悟之后，由部分学界人士及部分媒体人士一度竭力贩卖的“因为国企不行了，才企图通过‘混改”再行圈钱救国企”的荒唐言论已逼近于破产。就此，这两类人当然很不甘心。于是在互联网上，一个被西方学者推崇了半个多世纪的“辅助性原则”，作为被这些人新引进的舶来品大肆炒作。其司马昭之心，依然是试图干扰已经启程的“混改”。

“辅助性原则”由德国学者最早提出，后被西方自由派学者推崇和曲解为一项在行政许可领域处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所谓根本原则。该原则鼓吹：“凡是个人能独立承担的事务，政府当任由个人自负其责；只有个人无能为力的事务，政府才能有限介入；而在公权力内部，只有下级政府无能力独立承担时，上级政府才能对下级政府提供辅助性帮助。”

从改善市场与社会行政管理方式的角度，“辅助性原则”是不是具有实践合理性是可以在学理层面探讨的。但在中国，引入并大肆宣扬“辅助性原则”的那些所谓精英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借此鼓吹“凡市场能做的，政府就不能干预。凡私企能做的，国企不但不能涉足，而且必须全身而退。若此论在逻辑上能够成立，那么国企就压根不该搞不伦不类之“混改”，而是必须一步到位实行私有化。

鼓吹国企必须私有化的所谓国内精英们，自以为很聪明。他们还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故意进行曲解，企图以此否定国企同样拥有配置市场资源的“制度权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若对三中全会《决定》做科学精准全面的解读，不难发现，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手段，政府才是市场调控的主体，国企是市场的客观存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中流砥柱，三者处于市场的不同层次，岂可只突出其一而不及其余？进一步阐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不假，但起不到全部作用。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和国企在市场中的中流砥柱地位，既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精华所在。由是，国内某些所谓精英们故意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篡改成无条件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而自以为高明的引出“去国企化”之谬论，其实与他们先前鼓吹的“去政府化”如出一辙。

市场绝非万能，存在天然缺陷。没有调控的市场经济比没有市场更为可怕。远的不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已说明了一切。私企和私人资本若引导得当，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国企和国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部分。就此，别人也许可以稀里湖涂，各级党委与政府务必永远保持足够的政治清醒；1200万国企人和万余国企高管队伍，必须保持足够的自信和定力！

不能以国企存在腐败为由否定国企制度

十八大尤其是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反腐败力度空前。仅央企和地方“厅级”国企范畴内，已打掉老虎级国企腐败高管近50名。国企员工包括全国民众，均对国企打老虎取得阶段性进展拍手称快。

然而，少数国企内部所呈现的“老虎窝”在给人们的心理带来强烈冲击的同时，也为“去国企化”的鼓吹者们全盘否定国企提供了新的论据和借口。不仅如此，“国企腐败论”的鼓吹者近期还借助国家审计署公布针对部分国企的审计报告而大做文章。客观论之，国家审计结果的确触目惊心。所有被公开曝光的问题，的确与国企的国家性质、国企的身份定位以及亿万民众对国企的期待格格不入甚至大失所望。

然而，审计国企本身是个历史性进步，敢于公开曝光国企的种种腐败与奢侈亦是历史性进步。如果对全部国企进行国家或地方审计，可以断言国企的各种问题注定会“堆积如山”。可尽管如此，笔者依然深信，国企的各种问题说到底是深化国企治理改革的问题，是一种过程性问题，问题的发展趋势是总体呈缓慢好转态势，做此判断决非为国企文过饰非。

从根本上看，这类问题在各种所有制企业具有普遍性，不同之处只在于程度不同和人们的社会评价之不同。治理国企的“腐败病”、“奢侈病”以及形形色色的“违纪违法病”是个长期任务，没有终点只有过程。1984年起步，国企已前后经历过三轮大的改革。在“混改”之前，国企从计划到市场的艰难转型（身）之历史已然证明，国企的治理状况总体有了明显改善，但新老矛盾之交织依然是现阶段的最大治理难点之所在。就如从中央到地方，在十八大之后不到两年内，尽管副省以上高官队伍中就已被打掉了50只大老虎，可我们依然不能由此断言国家的高干队伍已整体腐烂了一样（全国副省以上高干超过7000名），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断言，中国的国企高管都已经烂透了是同一个道理。

媒体敌视国企是一个大问题

由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时局，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种种过失客观存在，尤其国企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场合的确不够争气，可供某些人、某些机构借机诋毁国企的机会和借口总是唾手可得。与国家审计署发布针对部分国企的审计报告几乎前后脚，财政部长楼继伟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3年中央决算，其中一段涉及2013年央企国有资本经营总收入1130.38亿元，调入公共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65亿元，增长30%。照说，这是民生之幸，是国企承担社会责任之体现。可在某些媒体看来，这中间大有文章可做，只要把文章做出来，就是又一枚诋毁丑化国企的“重磅炮弹”。

如果对国企尤其是担当国民经济中砥柱之央企的偏见甚至仇视确已深入骨髓，那么央企就是“躺着”也照样中枪。不妨再举一例：比如，这些年国内成品油价之均价一直比国际均价便宜10%左右，可2009年，国内媒体不屑于具体分析，更不顾事实，异口同声死死咬定“两桶油”不放，愣是斥问“两桶油”，为何国际油价之均价从每桶70美元下滑至65美元，而国内油价之均价却从每桶50美元上调至60美元？殊不知，即使这是事实，在当年为了部分理顺国内油价生成机制而被迫逆势上调油价之后，国内油价之增价依然比国际均价便宜每桶5美元。而就此事实，媒体则绝口不提、集体装聋作哑。再举一例，2008年因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央企步入不可避免之“新世纪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央企年度利润比上年下降30.8%。尽管如此，央企上缴税收却不减反增，达10426亿元，增幅高达18.6%。而同年份的私企呢？“国企天生低效论”的鼓吹者们，你们敢不敢把数据亮出来做个公开对比？

说到央企的税收贡献以及私企难以企及的社会贡献，不妨再多说几句。

先从公共财政的税收贡献说事。虽说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国内全部纳税企业中的数量不足5%，但若论税收对公共财政之贡献，仅以2012年为例，私企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占比仅为13%，全部国企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占比则高达70.3%。真是不比不知晓，一对比国企就特自豪。

私企唯利是图是天性。毋庸讳言，国企也有唯利是图的，也有坑害消费者的，甚至“坑爹（国家）”的，但这不是国企的普遍现象更非本质现象。从成本与利润比较出发，国企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远远高于和大于私企。譬如仅进口天然气补贴一项，“两桶油”三年就补了约1200亿元。再譬如，由于承担历史遗留的养老职能，迄今难以消化而转入正常社保体系，仅拥有1200万员工的113家央企，迄今仍不得不背负700万退休员工的养老责任……尽管国企所承担的各项社会责任私企没得比、没法比，并且在国企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和奢侈消耗”的现状下，新世纪以来的十年间，国企利润年均增幅仍高达19.9%。请问，面对如此举世惊叹之业绩，若依然一口咬定“国企烂透了”，连鬼都不敢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