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邓小平奠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基础（4）

正是在上述思想积累和升华的基础上（当然也包括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探索这个问题的丰富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邓小平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四大关系

改革就是要使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

习近平在今年2月专题研讨班讲话中还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它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在我看来，这个宏大工程中有许多重大关系要处理好，其中四个关系更要把握好，而邓小平对这些关系都有重要论述。

一是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政府的权力要用来为人民服务，为公众谋利益。邓小平指出：改革就是要使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2012年12月，习近平讲话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就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2013年11月，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我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必须解决好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关系。

二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个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邓小平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当然，民主的具体制度和形式多种多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采取的人民民主制度，既有选举民主形式，也有协商民主形式。如果说选举民主是民主制度的一种普遍的基本形式，那么协商民主则具有深厚的中国特色。这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培育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运用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拥护的民主形式。党的十八大对协商民主作了理论提升，强调要完善协商民主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但这绝不是否定选举民主。邓小平既充分肯定政治协商制度，也非常重视选举民主制度。他谈到大陆的普选问题说：目前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这就是说，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是加法关系，不是以一个代替另一个的减法关系。以选举民主来否定协商民主的作用，或以协商民主来否定选举民主的价值，都是背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导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