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邓小平奠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基础（5）

三是集权高效与分权制衡。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邓小平认为，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准则，有利于人民充分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集权与分权是集中与民主在权力配置上的表现形式。既然如此，集权就不应否定分权，不应当把集权与分权作为绝对对立的两极。事实上，集权与分权是一对矛盾，两者相辅相成。集权高效，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是权力过分集中也会带来各种弊端，乃至走向它的反面。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尖锐地批评了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特别是批评了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一把手而变成个人独断专行的现象。“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分权。在经济管理上中央与地方分权，给农民和企业以充分自主权。在政治生活中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经济制度的分权已不成为主要矛盾，但政治体制的分权问题还需进一步完善。西方的“三权鼎立”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但“三权鼎立”不是分权制衡的唯一形式。我们一定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前提下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分权制衡体制和机制。现在调整纪委和党委的干部管理权限，加强权力的垂直配置关系，就是党内分权制衡的一种形式。一些地方的省市地委书记不兼任该地区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一种分权形式。在对国家层面的权力配置进行顶层设计时，也会探索出更加完善的分权制衡有效形式，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来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四是资源配置的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中的“计划”，代表的就是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就是指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手段。这就初步规范和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说，这是《决议》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即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理论突破。一个时期，市场经济发生的严重扭曲现象，与政府的错位、越位有一定关系。当然，发生扭曲现象，也有市场体系不完善、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为自由市场经济，不承认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四个字的导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制约等问题。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对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怎样认识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规范到“笼子”里了，这是国家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