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右倾化与中日关系（2）

二、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日本外交的转变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主导日本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寻求外交战略的转变。日本民主党失败了，更右的日本维新会兴起，这都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社会思潮保守化的结果。日本外交战略的转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重提价值观外交。战后日本强调和平主义，但日本的外交不是价值观外交。和平主义失败后，日本人认为和平主义、自由主义没有给日本带来一点好处，日本越来越弱了。［２］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选民选安倍做首相。安倍的外交战略还是成功的，他多少次表示要跟习近平举行最高会晤，其实根本不是要改善关系。安倍要做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抗中国，两国吵架，全世界都在看着，他主要是影响观众。安倍的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重视，因为美国的政策是绝对不要中日冲突，日本在美国方面取得了好的效果，因此中国不能低估安倍的战略才能。在日本同中国对抗的政策操作中，安倍争取不跟中国冲突，然后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影响美国，影响中国的周边国家，到目前为止安倍的外交战略是很成功的。现在这个世界军事很重要，但战争不可能轻易爆发，平常就看外交。

（二）安倍的修宪战略

安倍上台后提出“打破战后政治体制”。他理解的“战后政治体制”是战后宪法规定的行政体制、教育、经济、劳动关系、国家与地方关系、外交与安全保障的基本结构等。［３］“战后政治体制”主要是吉田茂政权按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构建的政府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治体制。［１］“打破战后政治体制”的内涵首先是修改和平宪法。安倍指出，“日本宪法制定后经过６０多年，宪法已经不能应对新的价值观和课题。如环境权、保护个人隐私等没有写入宪法，第九条也要明确写入保持自卫军，地方分权执行道州制。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只有日本人亲手制定才能开拓新时代。宪法前言规定‘日本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这是把日本和日本国民的安全寄希望于各国的善意，而普通的国家会规定‘我们坚决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和领土’。”［３］

安倍“打破战后政治体制”寻找回来的日本虽然不是战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但和战前的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右倾势力认为，战败后，美国强行改造日本的结果是导致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中断。日本始终背负着侵略国家的恶名，战后历史是自虐史观，日本的和平宪法是美国强加的，日本的民族精神只能在经济大国化过程中体现出来。因此他们认为日本要做政治和军事大国，必须先巩固自己的国家认同、价值观和民族精神。而修改和平宪法是日本摆脱战后束缚，恢复民族自信的核心问题。

安倍提出“打破战后政治体制”的目的，首先是修改宪法，实现军事大国化，与美国建立平等的同盟关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经济实力如日中天之时，日本曾想摆脱美国，但美国不答应。当前美国实力下降，开始战略收缩，财政上也存在很大的困难，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控制力在减弱。日本对美国保护日本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同时它也有了更多的战略空间。安倍内阁在推动修宪的同时，也在加强军事领域的建设。他要建立跟日本经济实力相匹配、能够在世界上确保日本的利益，并能与中国抗衡的军事实力。在目前阶段日本发展进攻性武器还有一些困难和阻碍，但是它正在常规力量的建设上加大力气，以期建成“不落后时代的军事实力”。如果日本成功修改宪法，日美同盟将由“亲子”关系向“兄弟”关系转变，日本在日美框架中将取得平等地位。

其次是摆脱战后束缚，真正独立自主。修改宪法后，日本会重新修订《日美安保条约》。［４］美军将撤出日本，在日本国防中只起辅助作用。“日本将由日本人自己来保卫”，安倍的这个信念只有在成功修宪后才能实现。如果日本脱离美国保护，又受限于和平宪法，它只能采取非武装中立的政策，这是不符合日本利益的。而通过修宪和重新修订《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就能彻底摆脱战后束缚，它可能会采取武装中立政策或与他国建立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

再次是改变东亚的政治和安全秩序。２０１０年的大地震、朝鲜的核试验、日韩竹岛之争以及中日钓鱼岛之争，都增加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全感。日本国民对修宪的态度也由“不能修宪”转为“修改宪法也很好”。［５］“不在沉沦中挣脱出来就在沉沦中彻底消沉下去”，日本国民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日本的右倾政客利用日本国民对内对外的不安和焦躁心理，喊出建设强大日本的口号。日本右翼学者鼓吹“日本要做出更大贡献，遏制中国。日本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处理宪法第九条和核武装问题。在宪法问题上日本已经开始行动，但却不同意核武装，连基辛格都对日本不发展核武器莫名其妙。第二是重新考虑《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必须改变安全保障政策，探索新的力量均衡的同盟体制。”［６］

日本利用美国重返亚洲的机会，时常发表强硬的言论，吸引美国的注意力，寻求美国支持日本修改宪法。安倍宣称日本要做亚洲的领导者，在安全领域争做领头雁。在美国军事预算捉襟见肘之际，日本与美国在东亚形成军事共治。可以预见如果美国在东亚军事收缩，日本必将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军事责任。

（三）中国的对日外交

中国对待钓鱼岛问题存在重大失误，从短期态势看，目前中国的钓鱼岛对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折射出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应对有问题。从长期态势看，中国的钓鱼岛对策也没有战略性。中国现在必须要做战略调整，不重视周边，不把中国周边外交至少当作和对美关系一样重要是不行的。中国的周边外交越来越困难，而且周边搞不好中美关系就永远搞不好，中美关系在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２年最僵，其中一半问题是中国的周边，东海、南海、朝鲜半岛问题等。中国重视周边外交，最终目的除了振兴中国经济之外，就是在战略上要形成一种逼使美国给中国应有的战略空间。当然还有一点，搞好周边，孤立日本。但孤立日本、孤立菲律宾是战术问题，不是总目的，总目的比这个更重要。

用战争做比较，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操作都有战役的阶段作用，第一战役、第二战役、第三战役，当然钓鱼岛对抗、钓鱼岛斗争绝对是超出了一般的战斗层次，是战役。这个战役有必然性，但是这个战役发动的时候，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１１日中国是准备不足的，所有人都被石原骗了，然后野田突然跳出来“购岛”。这个战役不像淮海战役，它的开始有突然性、袭击性。对这样的战役，尽管它包含的目的、斗争、进程很多都是符合我们历史性的总方向，但是有偶然因素，中国不能主动积极制定战略规划，所以这样的战役必然有同战争目的不协调的方面。

因此，现在始终有一个问题，这个战役同中国的周边战略，也就是战争目的，有协调的一面，也有不协调的一面。日本“购岛”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中国的应对总是有问题，例如如何对待这个不协调的方面以及如何对待这个战役的突然性？在钓鱼岛问题上同日本经历一年多的对抗，到现在利弊在哪里？等问题。从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再到十六大的周边总战略，尽管里面有小的互相矛盾，但是总战略还是正确的，内在统一。但我们现在的总战略内在不统一，某种意义上说尽管中国的钓鱼岛斗争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和日本都被锁住了。中国要去处理这个战役同战争目的不协调方面，就要制定中国的周边总战略，总战略要做到内在的统一性。

另外，中国迟早要给日本一个根本态度的宣告，就是给日本、给全世界一个根本态度宣告，就是一个长远的关于日本可以是什么样的根本态度。中国要让日本人搞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日本可以成为一个中国可接受的正常国家。还有一个根本态度宣告，中国要想清楚日本民族可以期望一个什么样的强大的中国，日本对中国的根本怀疑不是右派的怀疑，是全民的怀疑。中国要让日本明白，美国能长期靠得住吗？日本认为中国的威胁很大，它的和平主义行不通了，它要谋求发展军事。因此，中国要让其明白，日本就算搞军事化，就算发展核武器，也竞争不过中国。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一定要有一个谋求缓和的对话关系，这在外交上是必要的。现在中国正在大发展，如果中国国内经济继续发展，人民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连美国都竞争不过中国。因此，日本更竞争不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