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哲学 （3）

（一）以天下大利为先。墨子伦理观是利他主义的功利主义，原则是“天下皆得其利”（《墨子·尚贤中》）、“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中》）。围绕这个中心，墨子提出治理天下的十大主张：即兼爱、尊天、明鬼、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二）从国情出发。“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滛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鲁问》）说明墨家善于对症下药谈治理。（三）“兼爱”、“非攻”的国际和社会正义观。“兼相爱”是为了国际和社会“交相利”，“非攻”是为了国家间“交相利”的大端。“兼”和“交”体现了主体间性，是互利共赢的思想。“兼相爱”使社会良性互动，“别相恶”导致社会恶性循环。（四）尚贤、尚同。尚贤是战国时期从亲亲、尊尊、贵贵的世袭政治向新的贤能政治转变的反映。尚同思想体现了墨子对国家起源和本质的思考。墨子认识到精英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是春秋战国之际贤能政治最出名的提倡者，他说：“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上》）尚同，指“同天下之义”，包含天意、稳定、制度、公义等。尚同思想是对国家起源的新看法。《墨子·法仪》说： 禹汤文武兼爱天下，其利人多，所以得到天助被立为天子；《墨子·尚同上》说古代处于自然争夺的状态，所以选拔贤才当天子。意思是国家和统治者是应协调社会冲突的需要而出现的。“尚同”还包括“天志”。墨子说国家要符合民意，也要符合天意，“天意”代表天神的正义，能约束天子。（五）在社会生活和风俗方面，墨子提倡“非命”、“节用”、“节葬”、“非乐”，倡导勤劳实用，反对奢侈、厚葬久丧和沉湎于音乐。

法可以声张国家的意志，树立公法的绝对威望，谋求富国强兵必须变法改革

古代“法”的概念总刑法、法理、法典和法的政治哲学于一体。得名“法家”是因为法家人物特有的法的政治哲学观。在专制的屋檐下，法家力求公平、程序化和正当，对国家治理产生了巨大作用，百家中无出其右者。法家代表人物都亲身主持过变法运动，了解社会治理。

（一）韩非总结了法、术、势。韩非之前，慎到重“势”，势即权力、地位、威势。他说尧是匹夫，不能差遣身旁的人；做了天子就能令行禁止，所以势位是关键。申不害重视“术”，术是最高统治者课考用人的手段，不等于阴谋权术。商鞅重法，制定一揽子法律，重创世袭制度，变革了秦国积习。韩非综合了法家前辈的成果。他反驳慎子，说夏桀、商纣势不可谓不大，照样失败，可见专言“势”不可。他批评申子，认为法令没有深入人心就杜绝不了奸诈（《韩非子·定法》），偏重术是有限的。商鞅认为法治是根据“必然之理”而来的“必然之政”（《商君书·画策》），韩非最欣赏的是法。（二）人性恶。韩非认为，人和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人性恶是君主可以操纵和利用人的机制。例如：医生吸病人脓血是因为有利可图；造车匠望人富贵，做棺材的盼人早死，也无非是想卖掉车子和棺材，无关乎道德；父子之间只有计算之心并无别样恩泽。韩非说君主治理要利用人的心理。（三）国家和法治的必要性。韩非认为，国家是为保护人民安全、改善人民生活应运而生的。法可以声张国家的意志，树立公法的绝对威望，君主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谋求富国强兵必须变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