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怎么管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把出资人的定位搞准,不要越位;要尽快启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体制改革。”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说。
他以山东重汽的例子证明管人、管事、管资产模式的合理性,至少一段时间内仍有必要。当年,山东重汽的领导班子一把手是中组部管理,二把手是原人事部管理,三把手到七把手是原机械工业部管理;基本建设是原国家计委管,技术改造是原国家经贸委管,原机械工业部作为主管部门管得更多一点;管资产的是财政部,收入分配由劳动部管理。
“这样一个体制是两层责任都说不清楚,即企业的经营责任说不清楚,政府的管理责任说不清楚。所以最后重汽垮了,却找不到责任者,也找不到责任机构。”邵宁说。
他认为,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虽然不是一个非常科学、非常准确的概念,但是这个原则当时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政府层面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责任要清晰化。“这应该说是体制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现在1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因为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一些问题,就回到多头管理的体制,那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不过,他话音未落,反对声起。“国资监管由过去以‘管资产’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定了调,我们要与时俱进。”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明言,不能同意邵宁的说法。
他还反问道:“管得那么细,20多万亿都去管,你(国资委)有多大的本事,能把这20多万亿都管好?”
在郑新立看来,管资本为主不是国有资本功能的缩小和弱化,而是它的放大。管资产只是管人、管事、管资产,而管资本为主就可以放大功能,通过参股控股,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以,要从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转变,这是国有资本功能的放大。
“以管资本为主有利于优化国有资本的配置,促进经济的产业升级。比如,现在芯片的进口一年花2000亿美元,化工产品的进口一年花2000亿美元,把国有资本抽出来,投到这些领域,可以代替进口,就能带动产业升级。”他说。
郑新立还给出了三种转变的途径:一是改革授权经济体制,对于行业性的大集团公司赋予它国有资本的经营权限;二是建立若干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可以像新加坡的淡马锡一样;三是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把它改成国有资产的投资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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