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时期干部的理论学习（2）

三是选取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文件来学习。在革命战争年代战事紧张，党员领导干部工作繁重情形之下，理论学习内容选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够解决当下问题。延安整风运动开展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尚未完全成熟起来，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还不能深刻认识“活的”与“死的”，“香的”与“臭的”，“创造性的”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往往把书本知识或经验知识固化，从而产生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1942年4月23日，《解放日报》社论《造成学习热潮》指出，研究二十二个文件的目的，就是“从其中学习正确的革命立场与思想方法，并学习其中许多具体而切乎实用的规定，来解决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来处理我们的工作和学习。”5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彭真撰写的《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一文，文章指出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是整顿三风的锐利武器，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就是指文件中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亦即指导思想”。

延安整风运动对如何进行理论学习有着详尽的制度规定和科学的方法要求。

一是通过制定严格周密的规章制度进行学习。在整风运动中除了建立自上而下的组织领导制度外，还规定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分类编组制度、写笔记制度与学习检查、测验制度等。其中，写笔记制度的规定尤为详尽。要求学习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中对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过程中做笔记的原因做了精辟论述：一是写笔记是党的要求和纪律，必须执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二是只有写笔记，才能对马克思主义有思考，“不写一点笔记就研究不清楚”。6月5日，《解放日报》对写笔记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1）指定负责人轮流修改；（2）上级人员要看改下级同志的笔记，不能全看时，也要轮流抽看，并且帮他批改；（3）相互借看笔记；（4）传观最好的笔记；（5）上级人员看了下级同志的笔记后，必要时找他来个别谈话。按照这些规定，1942年6月总学委就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抽阅各系统的笔记做了分工，其中中央党校系统由毛泽东、彭真负责。

二是通过不断反省自己进行学习。中央要求，“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有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思自己的全部历史”。5月23日，《解放日报》社论《一定要反省自己》指出，反省自己就是把文件与自己联系起来，就是用文件中所说的道理，来审查自己的历史、思想和工作。好的要发扬，不好的要改正，这样可以得出自己努力的方向。

三是通过调查研究进行学习。1941年3、4月间，毛泽东亲自编写了《农村调查》一书，在序言中重申自己在苏区时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强调“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引领下，延安掀起了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9月，西北局组织农村考察团到固临进行了调查研究，写出了《固临调查》。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西北局领导也率领一个农村考察团赴绥德、米脂进行调查，写出《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1942年1月，张闻天率团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米脂、晋西北的兴县进行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对此，《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钥匙》的社论，指出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于掌握马列主义武器，指引了一条捷径，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钥匙。这对于全党学习应用马列主义，将是一个重大的推动。从这个决定以后，调查研究的工作，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主要环节了”。

四是坚持习作合一的原则来学习。1943年，参加整风的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提出“习作合一”的学习原则。这是针对延安整风运动所反对的两种错误思想提出的，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另一种是不尊重事实和客观规律仅凭经验办事的经验主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容易变成“庸俗的事务主义家”；只忙于学习，不注意工作，则容易陷入空谈，陷入教条主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历史经验研究”〔14XDJ006〕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