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黄震开设私塾书院的另一个目的——纯粹地研究学问，笔者也深以为然。“身为硕导十余年来，感觉学术环境和学风变化很大”。诚哉斯言。学校浮躁风气下，学术已不再是一项事业，而变成一个个由课题费支撑的“项目”，项目而非事业，就必不可少的会有绩效考核，也就与职称、待遇挂钩，学术研究被熙来攘往的名利场裹挟，自然也就不再纯粹。
而其关于开设私塾书院进行学术研究的想法，也正是为了补救这一弊病。远离名利与躁竞之徒，平心静气坐稳冷板凳，才是做好学术的正路。实际上，黄震开办私塾书院进行学术研究的尝试，也符合钱钟书对学术研究的定位，“大抵学问皆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私塾书院虽不比荒江野老的清幽环境，但至少比风气芜杂的校园干净得多。唯有置身于清净环境，才能做得出好学问。
不可否认，即便黄震辞去硕导、开办私塾的夙愿实现，在身份上他仍未脱离学校，但他对固有教学与学术体制所做出的突破努力，已属难能可贵。虽身在淤泥，仍心怀莲花，这是冀求改变者的现状，也是突破固有教育与学术体制应有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黄震教授值得所有人尊重。
别把“请辞硕导办私塾”说得那么高尚
反体制的现象，总能赢得一片叫好之声，当年拒绝招硕士的陈丹青便被认定是反对硕士招生制度的勇士;打保护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为旗号的复古之举，也多半能引来国人的点赞。因此，当大学教授说因“怕误人子弟”而请辞硕士研究生导师职务并要开办私塾书院时，收获了数不清的赞誉声。而且，各种高尚的大帽子和荣耀的光环，都扣在了这位大学教授头上。
可是，笔者认为，一个部级大学的教授，同时还有行政职务——金融法研究所所长，辞硕导、办私塾，就未必如他说的那样高大上。更多的问题，不过可能是和其他大学教授一样，是内心里蠢蠢欲动的“创业之心”在作祟。一个明显的悖论是，对硕士们感觉误人子弟，对中小学生就不误人子弟了?
私塾这个玩艺，说到底，是应该让位于公益性的义务教育的，私塾在当下很难成为主流。当然了，在市场经济之下，专门为有需求的富人去办贵族化的私塾学校，也必然有市场，也有利可赚。而且，任何社会中，都有喜欢“跪拜之礼”的，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有这样的人，而且，往往还拿着一个更为高尚的理由——行跪拜之礼，其实尊重的是知识!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似乎永远绕不开：身为大学教授，有没有责任带好手底下的硕士研究生?有没有为学校分担带硕士压力的职责?继而，也可以问，如果像黄震一样，所有的大学教授都不想带硕士了，他们是不是都可以辞掉相关职务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说到底，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大学教授在我国兼职众多、开公司众多，这样的现象应该得到一些纠偏了。今年上半年刚刚出台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中有这样的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利用工作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的，当给予处分。但是，对于大学教授在外开办公司、自主创业或是从事兼职算不算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不过，常识却不容否认，大学教授，其身份和工资都有公共属性，因此，这就决定了我国大学教授不能有一些太过自由的做法。对黄震而言，即便你是那么地
热爱传统文化和私塾教育，作为一名拿着纳税人供养工资的大学教授，似乎也不应该脱离公职身份，而只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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