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习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论述（2）

习总书记还进一步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把核心价值观同道德联系起来，就使隐藏在人们认识和行为选择背后的抽象的价值观的落实有了“抓手”。习总书记讲，“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道德是善恶标准、行为规范，一个人只有修好了德行，价值观就有了外在的体现。习总书记引用古语说：“‘德者，本也’”，“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他强调要“以德修身、以德服众”，“要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这是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最好的揭示和继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用道德来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是最丰富的。正如习总书记讲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孙中山先生也曾经指出过：“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大的单位、一个大的团体也是这样。春秋时代叔孙豹所论的“三不朽”中，“立德”被排在首位；“立言”、“立功”也只有弥漫着“德性”的光环、贯穿着道德的境界，才能更恒久、更长远。

在伦理道德的诸多条目中，后来儒家主张孝是仁义的根本，孝奠定了仁爱的基础——这实际上来源于上古时期的文化，特别是尧舜禹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舜帝之至孝的事迹启示我们，孝道绝不只是家庭内部的伦理规范，它与国家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一家之孝，就有可能感化、教化一个地区，进而引领社会风气，达到治理一个国家的目的。所以后来从理论上讲，儒家把对孝之理的论述上升到基本经典的高度——《孝经》把具有不同层次的孝道看作是上古尧舜等先王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从实践上看，汉代就有了以孝治天下的制度规范和行政选拔人才的机制。尧舜禹开创的这一基于家庭伦理的社会政治文明，其中的圣王在上、选拔任用人才、禅让等理念，成了历代大多数思想家推崇的最高境界，奠定了中国传统家国同构、家国统一的治理模式。当然，古今不同，习总书记说，“对其基本观点要深入研究阐释，根据国情、形势变化的需要，界定、借鉴和扬弃。如‘孝’的观念，孝是应该的，现在如何孝，如何体现?”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就是怎么样弘扬古人的孝道精神？

继承孝道这一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它的精神。孝道，是从人的最亲近、最自然的情感出发，来感化人、教化人。它不止是下代人对上代人的尊崇和简单的服从态度这样一个单向的流动。我们研读舜帝的孝的实践也好、《孝经》的理论也好，发现孝的内涵极为丰富、外延极为广大，实际上包括前后几代人乃至同代人（不管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血缘）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其中隐含着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天地之间无非是一个‘孝字’”。也可以这样极端地说，如果能把“孝”这一道德科目做到极致和顶端，它就是无所不通、无所不包的。这也正是历代思想家为什么不断挖掘由大舜甚深实践的“孝”道的原因所在。反过来，我们要理解大舜孝道的精髓实质，也需要结合后代人的阐发。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能一边用着祖宗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一边嘴上骂着老祖宗，对我们的传统没有任何温情和敬意。习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令人欣喜的是，据我所知，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正在探索和实践着新形式的“孝”。习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注重克己修身的民族”，为此，我们应一方面在社会上大力倡导，另一方面反求诸己，从内心做起，从自己做起。

我们不但能将历史上舜帝孝道的故事讲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在现实中从行动上把它体现、演义出来。如果能够在“孝道”上探索出一条适应现时代的新理论、新实践，那就一定能在实现中国伟大复兴中贡献出一笔“可观”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