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独特比较优势

一、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

本文将分析的起点定在新中国建立后开启工业化建设之时。二战后，全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参照发达国家模式实现工业化，但除了少数国家得益于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不成功的：在原住民人口超过1亿以上的发展中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顺势进入了产业扩张和调整阶段，近年来正在产业资本过剩的客观推动作用下，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1］

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几乎不具有独立开展工业化积累的条件：除了不可能再向外掠夺资源财富及强占市场；还不得不与发达国家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才能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经济“起飞”。

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中国既要追求工业化又要不丧失本国的独立政治主权，无疑要承受更严峻的挑战和更高的风险。作者在广泛收集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共发生了九次经济危机，1949-1950年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危机应该属于民国时期货币危机的延续，1958年以后在四次外资外债压力下共发生了八次周期性经济危机。［2］

由此提出关于中国城乡市场化的两个假说：

1.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的市场化进程是“跳跃式”的（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每一步关键的制度变迁都有经济危机作为背景；制度演变的核心内涵是制度成本转嫁。

2.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小农村社一方面作为最大的剩余输出载体和最大的要素输出载体存在于城乡交换中，另一方面在城市发生危机时显著地发挥了“稳定器”功能，“农村救市”是中国危机得以“软着陆”的关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