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独特比较优势（5）

五、结语：中国经验的启示

中国建国以来的城乡市场化历程中，独特性之一，是危机条件下广大农村作为承接载体对于国民经济风险的消化、吸纳及“修复”作用，既不同于IMF等国际机构在救助时的紧缩药方，也不同于2008年以来美国华盛顿政府直接出手救市的量化宽松政策。

独特性之二，是在村社内部特殊的“理性”机制下派生出要素流动的可逆性，而得以“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可称之为“村社理性”。［9］这是一种不必通过对外扩张而能在内部自我调试、平衡的重要的制度安排，它同样是实现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的基本条件。

超越意识形态来看，这或许是中国的一个比较优势。然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逐渐由1950年代以来的综合剩余输出、初级产品输出而转向了几乎纯粹的“要素净流出”，除了一些仍然保留了较强集体经济实力的村庄外，几乎全部失去了自我整合、自我资本化在地各种要素资源的能力。由此可知中国农村的主导性力量演化，从1950年代初的“政权下乡”到1980-90年代的“市场在乡”，演变到了新世纪的“资本下乡”。如果农村的市场化进程任由城市中日益过剩的资本来主导，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还有多大的发挥空间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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