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独特比较优势（2）

二、1949—1958：工业化开端与“去市场化”

“去市场化”的制度建构新中国成立后，本来试图通过私有制和市场交换，带领土地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小有产者——农民——来逐步完成资本积累、进入工业化；但1950年朝鲜战争客观上导致二战形成的地缘战略发生重大改变，中国遂与苏联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随着从苏东大量引进重工业、军事装备工业，中国迅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并且按该体制的要求很快在1956年完成对所有私人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就这样，基本要素的私有制在新中国只存在了不到7年，就因国家工业化积累的客观需求改造为政府所有制作为财产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government corporatism）”经济体制。事实证明，在当时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政府公司主义”是一种既有利于缩短完成工业化积累时间、又有利于产业资本高速扩张的制度类型。

在要素“去市场化”配置之前，最重要的商品——粮食——的流通体制也随着苏联援助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而发生变革：

由于城镇人口的快速上涨（1953年城镇人口达到7826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而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供应紧张。在粮食紧平衡的情况下，一些地区私商支付给农民的粮价比国家牌价高40%，致使政府的粮食收购计划无法完成，因此在国家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光靠市场收购来获得粮食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只能城乡两头都“统”，在农村实行统购，在城市实行统销。［3］

在文件叫法上，为规避“统”的强制性而改称“计划”，在农村“计划收购”，在城市“计划销售”，二者合称为“计划经济”。这种被西方意识形态称为中央集权的“集中体制”，主要作用是由中央政府主导通过大规模集体化从三农提取剩余，完全用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和对外还债。

此后，在1958-1960年，苏联突然中断其援华投资，中国原有依靠大规模外部投资拉动的重工业为主的“中央政府经济”无以为继，于是，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暂停。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周期性经济波动。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集体于1958年将财政、金融和部分国营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开始推进地方投资为主的地方工业化。1958-1960年地方财政的基建开支和上缴中央的企业收入，与1957年相比数以十倍计。1958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57年的29.0%骤然上升到55.7%。

这个阶段相对有效的经验，在于建立了以城市单位和农村合作社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组织体系，并以通俗化的“阶级斗争”和工具化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意识形态动员手段，发动几乎全体官员、知识分子和民众参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主要用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替代了稀缺程度接近于0的资金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再反过来形成对国有大型设备制造业的国家需求。

总之，当苏联投资于50年代末中辍，中国并没有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工业化中断，而是以高度组织化实现了非常规的要素替代，历史性地实现了“去依附（delinking）”——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完全靠内向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原始积累边还债。这是“中国经验”之成立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