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独特比较优势（4）

四、新“对外开放”战略下的市场演进

（一）乡镇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始末

导致国内商品流和资金流发生巨大变化的“对外开放”战略，其阶段性演变是以中国特有的市场主体——乡镇企业——登上和退出历史舞台为核心线索的。

1. 1988：外债危机下乡镇企业成为“出口创汇”的主体

1988年提出的“对外开放”战略，如果仅从政策内容看，是对当时国内经济问题和财政压力的一种策略性应对：一方面，从1984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连年逆差，外汇储备从1983年的89.01亿美元下降到1987年的29.23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的外债债务率则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87年的77.1%。此时，通过“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方式推动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以提高出口创汇成为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在国内滞胀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为国有经济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5］

此时，除沿海地区外，大部分乡镇企业处在起步阶段，作为承载危机成本的结果，很多企业破产倒闭。

2. 1993-1997：乡镇企业改制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后，中国1988年开始的从过热到全面萧条的经济周期结束。并随即在房地产、股市和期货三大投机市场的放开中进入了新的过热危机，短期内连续出现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超常增长，促推了新中国改革史上24.1%的最高CPI——通货膨胀全面爆发。

针对财政、外汇、金融三大赤字同步增加，政府不得不以改革的名义出台了应对三大赤字危机的三个重大宏观经济措施。

针对财政危机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取消了对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将财权重心上移到中央，导致财政最为紧张的县乡两级，无论是把土地出让收入还是把乡镇企业作为政府的“第二财政”，对乡镇企业的冲击都是严峻的。在有的地方，政府连乡镇企业从银行贷来的流动资金都提走了。

应对金融危机的改革措施，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国债和货币同步大规模增发，另一方面是县以下信贷和土地审批指标“双收紧”。之后，因信贷收缩而转向银行外融资的乡镇企业，在一片宏观经济不景气之中开始出现资金链断裂，随即导致了以“政府退出”为主要内涵的“乡镇企业改制”。

此后，曾在1980年代因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大幅度缩小了城乡收入差别奇迹的乡镇企业，逐渐淡出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舞台。

（二）外汇体制改革与外资企业进中国

1.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

1992年以后，因投资过热，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亦面临重大挑战，累积的外汇赤字大幅上升：199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211.99亿美元，减去当时的短期债务余额135.46亿美元后还剩下76.53亿美元，连支付当年的贸易逆差（122.2亿美元）都不够。

1994年1月1日推出的外汇体制改革，使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实际贬值50%。 

汇率大幅贬值使中国出口企业陡然具有了巨大的成本优势，这无异于在资本全球化流动的条件下人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要素低谷。1994年当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即由逆差转为顺差，此后连年攀升。加之1990年代末期国际金融资本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再次升级，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外贸格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2. 1993年以来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

这个时期，城市国有企业部门并没在多大程度上分享汇率贬值所带来的价格优势。1991-1995年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和高投资增长率，同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就业增长率。根据胡鞍钢的研究，“八五”期间，GDP平均增长率为11.9%，扣除物价指数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6%；但这期间全国从业人员就业年均增长率仅为1.3%，大大低于历史上各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就业增长率。尤其在1994-1995年，国有企业就业几乎没有增长。［6］

可以说，应对1993年危机强力推出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名的城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下岗失业，都意味着是让城市利益群体直接承载了国家产业资本扩张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带来大规模引资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主要代价；由此，城市利益群体发生实质性分化；资本相对于劳动取得了绝对地位。

3.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

1995年以后，单独或合作设立企业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同期，中国的工业品对外出口，也由传统加工制造业为主、利润主要留在国内的一般贸易，转向了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但原材料及市场品牌和销售利润“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到2002年以后，一般贸易方式的进出口额在全部进出口中的比重，稳定地降低到40-50%之间。（见图2）

图2一般贸易方式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的比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外资企业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50%以上，2002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为52.2%，2006年为58.2%。在苏南这样的已经与长三角产业资本形成配套的制造业结构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尤其显著，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比重甚至达到70%。

于是，一方面压低国内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的“微笑曲线”的机制性作用逐渐普遍化；另一方面，更严重的是，原材料和产品的定价权和相关制度的定制权“两头在外”，事实上构成了对国内制度乃至与之配套的思想理论演变的约束条件。

（三）2009：农村再次“救市”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引发华尔街金融风暴后，立即对中国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出口经济遭受重挫，出口对中国GDP的拉动从2007年的2.6%下降到2008年的0.8%；另一方面，因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纷纷涌入商品期货市场而推动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7］，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由2007年的5.4%上升到2008年4月时的8.1%，2008年国内CPI月度最高也达到8.7%。这使长期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中国经济立即受到负面影响。

而中国此前“未雨绸缪”地进行的观调控和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纪之初，国家全面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此后连续4年对农村投资总规模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大规模投入于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事业。这些政策客观上发挥着依靠县域经济打造“第二资产池”的作用——既提升内需拉动国内过剩金融资本投资，又能够更多地靠城镇化来容纳内地农村劳动力。其客观效果，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连带发生沿海外向型企业倒闭、2千多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及时起到了吸纳这些回乡劳动力的作用［8］，纡缓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治安压力。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应对这次输入型经济危机，得益于事先大规模对三农的投入和连续推出的惠农政策，仍是以三农为载体实现的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