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独特比较优势（3）

三、1960与1980：经济危机下政府

“退出”与农村“救市”1960年和1980年中国各发生了一次因国内资本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对危机进行“救市”的，恰恰是因地权平均分配所形成的农村小农经济。

（一）196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与农村改革

1960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负增长。并且，由于基本建设领域投资的扩大而导致高额赤字，挤出了财政用于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开支，1961－1962年经济萧条中，国家财政年收入回落到1957年水平的313.6亿元，建设投资被迫中辍；同期，中国还得在农产品严重短缺困境中以农牧业产品和稀有矿产品来偿还苏东1950年以来7年投资形成的约合54亿美元的国家债务；这就客观上加剧了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灾难性后果。随着局势恶化，城市就业率开始大幅下降，经济危机爆发。

1961年开始政府不得不采行“休养生息”政策：

一方面，动员大约1200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弱化城市失业率超过20%的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对农村政策进行部分调整，主要包括：第一，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面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使基本上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建立的生产队作为核算单位，从乡为单位的集体经济中部分“退出”。第二，农民可以在生产队（自然村）内搞“三自一包”——意味着允许兼业化的农村户营经济从集体经济中部分地“退出”。

这就实际上放松了中国在1950年代开始形成的政府对农民的全面控制。由此，农业生产逐渐全面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由1950年代第一次国家工业化时期的8%上升到22%，财政形势有所好转。

（二）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农村改革

1970年代初，中国在地缘战略格局变化及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背景下转向引进西方投资，先后实施“四三方案”、“八二方案”来调整国内“缺重少轻”的工业结构。这很快就引起了财政赤字剧增，以及国家偿债和投资能力严重不足。“四三方案”中，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八二方案”中，仅1979、1980两年财政赤字累计超过300亿元。

在1979-1981年的这轮经济危机中，不仅难以再沿用原来的意识形态工具动员城市过剩的劳动力“上山下乡”；相反，大量知青返城导致城市就业压力猛增。大规模失业人口滞留城市，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恶化，1981年刑事犯罪率达到每十万人89.4起。［4］

为了恢复经济、促进就业，1980年，负责中央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提出：“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可不可以考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1984年由中央直接出面在全国以政治形式彻底推进大包干。随之，农村财产关系全面调整，使农村利益主体由过去的约70万个生产大队480万个生产队变成了2亿多个农户。

政府从集体化农业“退出”，一方面以“大包干”形式向农民还回了几乎全部土地和劳动力；另一方面放松了对农村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控制，刺激了农民自主发展农业和非农生产的积极性。这些体现在1980年5个中央一号文件中的政策，不仅实际上使土地、劳动力和集体所有的资金等生产力基本要素都有效地回归了三农；也推动国民经济在1982年开始复苏，并在1983年之后出现持续5-6年的高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农村消费大幅度增加，一度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

对比可见，中国在1960年和1980年的应对危机的基本经验在于通过农村促进三农自主发展，这是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化解经济危机的必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