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民生心态建设（2）

二、民生心态的主要特点及其根源

民生心态属于社会心态的一个领域，受转型期新城市化等宏观环境制约，社会中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问题对社会个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表面现象看，当前大部分社会个体的民生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公民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特别的民生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充分肯定的，积极拥护目前的民生发展基本方向，对强有力的政府有极高的期许;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具体的民生问题，如房价高企、看病难看病贵、贫富分化等具体民生问题，则表示高度愤慨。这种个体的心理矛盾实质上是由于存在心态失衡问题所导致。

公众在社会问题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舍上存在矛盾心态，并导致评判价值二元化状况的产生，原因很多，最关键的问题是分配不公。多重不公的存在，让实际上的受益者涌动着一种“相对被剥夺”的郁闷，总是觉得自己未能受益，甚至是受害者。正如有学者所说，是分配不公滋生着“钱包鼓了却心理还不平衡”的心态。以养老金为例，企业职工近年来养老金连续涨了多次，涨的幅度也比较高，企业职工应该是受益者了。但一项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企业职工对增长都很不满。主导人们受益感的，不仅在养老金简单的绝对数字增长上，还在于比较后的相对感伤。而养老金双轨制的存在，始终让企业职工感受着看得见的强烈不公。双轨制不废除，涨得再高，也很难有受益感。

养老金双轨制只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从教育、医疗到住房，福利上的双轨制和多轨制随处可见。社会福利绝对数上的增长，往往被民众与周围同事、邻居、同行甚至外国比较的巨大反差所抵消，公平成为心态变化的传感器。人们的受益感来自于公平的规则，不公平的制度制造着普遍的受害者情绪，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受益者。与机关相比时，事业单位觉得不公平;与事业单位相比时，企业觉得不公平;与城里的职工比较时，无处养老的农民工当然有理由怨愤。不同地方的机关之间，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之间，比较中都会产生类似的感觉。一个公平的社会，肯定是一个怨愤较少、心态健康的社会，因为即使是弊端，也是大家一起公平地承担。为什么人们明明知道高考弊端很多，但人们却还力挺高考，因为高考这种方式捍卫了公众最底线的公平。中国每个人都在分享着改革的红利，都是受益者，但赢得民心，还必须让人们“公平地受益”，回应人们对公平的期待。

笔者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新城市化推进的背景下，整体的社会民生心态主要存在依赖性、盲从性和畏难性三大心理特点。依赖性心理导致公民过度依赖政府主导来发展民生;盲从性心理导致民生发展呈现非持续性发展，不仅不能根除民生问题，反而加重问题严重性;畏难性心理导致“半城市化”现象，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这三大特点共同作用，造成社会民生心态呈现矛盾和二元化状态。

1.过度依靠政府主导的依赖性心理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都是采用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中央和各级政府在社会建设中是第一位的角色，几乎没有社会和公民发生作用的空间，政府思维中逐渐养成政府主导的惯性。新中国建立乃至改革开放以后，仍是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在民生发展和建设事业中，政府主导一切的思维和现象体现得尤其明显，全社会对政府能够较好发展民生存有极高的心理期许，过度依赖政府来主导民生建设。这种过度依靠政府主导的依赖心理实际上不仅不能达到政府有效管理的效果，相反，还会对民生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首先，在中国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下，主导一切的“全能政府”不合乎市场化改革原则，因为这表示政府有理由打着为民服务的“幌子”去攫取、掌握更多资源和权力，有时可以不按照市场经济的精神做出行为选择，甚至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行为方式去保障、改善民生。这种政府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属于“越俎代庖”，超出了限制区域和相关法规和政策。因此，过度依赖政府主导将引起无限扩大政府作用的趋势，对市场经济体制和民生事业健康发展造成深层次的隐患。

其次，依赖政府主导民生建设意味着政府承担了较多责任，在民生建设中要达到“尽善尽美”，如果政府行为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公众就会难以容忍，而理论和实践证明政府不可能实现所有目标，这将导致一方面民众得不到预期福祉和心理满足，另一方面，政府则显得压力过大、不堪重负。譬如，政府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原属公共服务的基本范畴，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一环，是解决当前房价高企的根本措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只能够为部分中低收入者提供低端住房，满足基本住房需求，但依赖政府主导的民生心态导致部分公众将解决住房问题的希望置于政府行为上，期望政府能为更广泛群体提供优质住房，给政府加上了一项额外负担;施政者在这种民生心态推动下，亦容易将自身置于“为民做主”的桎梏，混淆公共服务和公共救助的界限，以高标准解决这类民生问题，加重政府负担，致使资源不均衡配置。

更严重的是，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心理事实上造成一个“依赖政府-批判政府-更依赖政府”的循环怪圈，即在心理上信赖政府主导民生发展，高质量解决个体全部民生问题，但实质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可能达到某些个体的要求，甚至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也存在缺陷，造成个体的心理落差，但依赖性心理使其继续对后续的政府行为抱有更高的心理预期。譬如有的地区出现上访事件原因就是公民本对政府抱有依赖心态，但事实不能符合心理预期后，则会加大上访频率、力度和方式，更加寄希望于政府满足其要求。再如商品房市场本来应当更多由市场调节其价格和供求，由于商品房价格不断攀升，公众就希望政府制定措施稳定房价，甚至是采取一些阻碍市场机制作用的行政手段，如出台严格的限价限购政策，当政府行为不能阻碍市场化的商品房涨价时，公众就会对政府行为失望，并继续对下一阶段的政府调控措施抱有更高的期望。

2.导致非持续性发展的盲从性心理

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心态，这种心理感受如果处理不妥当，则会体现一种盲从性心理，导致盲目跟风的行为选择。在新城市化进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转型较快，社会竞争加剧，利益关系调整较大，社会成员在变革中缺乏安全感，对未来不能形成稳定预期，心理上更多体现出一种迷茫和盲从。因此，盲从性心理是新城市化背景下民生心态的第二个显著特征，这种盲从性体现在民生建设主管部门和公众容易受到其它城市、地区民生发展的影响，一旦其它地区实施一类民生工程，不论自身客观条件、时机是否成熟，都会倾向于跟风建设，强行上马民生工程、项目，致使地方民生建设非持续性发展。

具体来看，盲从性心理导致非持续性发展首先体现在各地方与民生相关的产业结构趋同。首先，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和新城市化逐渐推进过程中，政府作为中央政策的实际执行者，掌握地方资源和权力，承担具体完成各种民生政策的重要任务和责任。因此，地方政府容易囿于责任包干、行政分权、财政包干等制度安排，会出现“一拥而上”抢占“好”产业的重复建设。[3]其次，地方官员受到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中考核制度影响，会迫于政绩考核压力，不顾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产业选择上，倾向于盲目选择能产生较大产值、利税高、解决就业人口多的产业，较少顾及是否造成产业结构趋同。再者，规避风险的行为选择是政府作出民生相关产业趋同的重要因素，按照“经济人”假设，政府官员在作出产业选择的决策时，一是会考虑开辟新型产业的压力和是否会有失败的风险，二是顾虑是否会因选择失误而错过发展机遇，落后于其它地区，在风险压力下，易倾向于选择“跟风”作为风险规避手段，忽略是否会造成产业结构同质化的后果。这几类因素影响最终造成各地与民生相关的产业结构雷同，形成与可持续战略相悖的整体局面。

实质上，这种盲从性心理远不是影响到产业结构如此轻松，更是严重影响和腐蚀整个社会的心态，致使全社会的浮躁、盲从心理。可以说，当前社会上诸如“出国热”“炒股热”“急功近利”、官员“59岁现象”等无不与此盲从性心理存在相关性。如继续蔓延，不仅民生发展甚至经济、社会发展都不能顺利从非持续发展的轨道中解脱出来。

当然，由于近年来我国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速度逐渐加快，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建立和完善，影响社会个体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的不利因素逐渐减弱，据王金玲、解力平、高雪玉和徐银泓等学者对浙江省的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十大社会阶层中，各阶层对未来生活的确信度都较高。[4]说明这种导致非持续性发展的盲从感正在得到缓解，但目前这种盲从感仍在民生建设领域较为明显和值得重视。

3.导致“半城市化”状态的畏难性心理

半城市化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中间状态，其突出特征表现在人口半城市化方面，指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有学者在美国廖塔和詹姆斯?米斯科尔的研究基础上，首次提出“人口半城市化”概念：“‘半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半城市化’并没有在三个层面(系统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上实现完全的‘嵌入’，农村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能就业，但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5]流动人口在制度上没有完全享受市民权利，相对而言享受不平等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和社会福利等;在社会行为方面与城市社会行为有明显区别，缺乏认同感和被认同感，因此整体呈现边缘化倾向。[6]

这种半城市化状态虽然在其他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也有类似情况，但绝非城市化追求的合理状态。中国的半城市化状态与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户籍制度关系密切，这种严格区分农村户口、城市户口的管制方式使得城乡人口不能实现完全、自由流动。所以，在我们推动城乡民生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民生建设过程中，半城市化是一个较大的阻碍。造成半城市化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畏难性心理是一个重要方面。这种畏难性心理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这种畏难性心理体现在如学者秦晖所说的通过半城市化人口获取的“低人权优势”。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描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融入城镇不一样的是，现阶段基本停滞的人口半城市化发展阶段催生了一种特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一方面，目前中国大部分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选择到城市化的产业部门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城乡户籍管理体制作用，进城务工的农民在更名为“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后，其权利和义务关系仍被限制在农村原籍，与在农村务农的人员同等享受承包集体耕地、拥有宅基地、集体分红等权利，但也不能将户籍转入城市而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在这种特殊状态下，城市能够享受对进城务工人员支付低工资、低福利以获取廉价劳动力，并能在与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交易时，实际享有较低成本的人力、土地、资金等。总之，畏难性心理体现在享受半城市化人口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关系，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城市人”担心失去这种利益的后果，这种畏难性心理是导致半城市化状态的心理原因之一。

其次，如果彻底解决半城市化问题就必须妥善处理人口半城市化问题，而这类群体人口基数大、基础较低导致执政者产生“畏难”心理，进而停滞于半城市化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人员大多作为纯粹的体力劳动者，在次级的劳动力市场，从事非正规就业，缺少充足话语权，长期以来获得的报酬和福利水平较低，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再分配体系中也未得到同等权益和机会，使得这类群体一直接受不平等的公共服务。如果要解决此长期的、复杂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项巨大工程，需要巨额成本，令执政者“望而生畏”。一如教育公平问题，由于城市高质量的公立学校进入门槛较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大多被拒之门外，即使目前普遍受关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只能暂时解决教育问题，大批适龄学生在初中或高中也须转至户籍所在地学习、高考;再如住房保障问题，相当一部分农村流动人口都是以棚户、简易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可以说，绝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都是需要政府保障性住房来解决的，而当前城市人口的住房保障都未能妥善解决，如再加入一部分保障性住房需求，对政府是一大压力。

当然，导致半城市化的畏难性心理绝不仅体现此两方面，诸如创造对农村流动人口包容、友好的文化环境等更高层次的软环境建设工程亦是一“难”。总之，半城市化问题绝不仅由心态所致，但畏难性心理是其中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