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引起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方式的历史巨变 （2）

四、西方政治学不自觉地陷入意识形态的窠臼，对于现存世界秩序欠缺批判能力

支配美国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立场主要有两个：一是自由主义偏见。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是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自治相结合的制度。二是西方中心论。认为历史进步与落后的坐标只有一个，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西方模式的过渡阶段，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两个预设立场，阻碍了他们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剧变，压缩了知识活动的历史关联性。

其一，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中国研究也难免不误入歧途。一是永远在找寻中国体系发生危机的线索，不相信这个体系有可能长期动态稳定。忽视了现存政治体制与时俱进的技能提升与机制调整。这些机制调整包括国家治理能力、调和社会多元利益、精英选拔与培育、内部权力制衡。二是指鹿为马，生搬硬套自己的概念，比如资本主义、私有化、后集权主义、市民社会等，拒绝承认行动主体所奉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诠释架构，拒绝相信“中国模式”有启示意义。

其二，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在不自觉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霸权稳定论”、“安全的困境”、“自由制度论”、“民主和平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典则理论”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基本上忽视非西方世界可建立新的协调与合作模式、体制。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国家的行动者，无法理解中国宣称的“决不称霸”与“和谐世界”理念。

其三，无视当前国际秩序的明显缺失。当前，全球秩序是美国支配的霸权体系与西欧推动的法治体系的混合体，这个秩序面临重大难题与危机。主要表现在：美国盛世下天下不太平，宗教、文明、族群、领土冲突不断；全球环境与生态失衡的危机持续恶化；全球经济严重失衡，西方国家举债度日，国际货币体系动摇，金融危机不断涌现；全球化的利益与风险分配极度不均，贫富差距、知识与数位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富豪阶层与跨国企业拥有制定社会游戏规则的最终权力，国家的利益协调与保护职能日益空洞化。

其四，对美国例外主义熟视无睹，国内政治拒绝放弃美国在世界上的唯我独尊地位。比如，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海洋法”的国家；是唯一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是唯一可长期维持庞大贸易赤字的国家；是唯一可以将海外用兵或驻军的费用转嫁给盟邦或地主国的国家；是唯一可以全面监听全球网络与通讯的国家。而且，美国国会长期杯葛联合国专门组织的预算；美国国会搁置国际货币基金认股权改革方案；反对美国释放“网络域名分配与编号公司”的监管权。

五、中国道路对政治学和西方国家世界观构成挑战

中国政治模式的实践经验，对现有的比较政治理论构成知识上的挑战。政治学者必须重新检讨“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传统二分法，应该用广义的“良好治理”指标，用能够有效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作为判断，来比较各种政体的表现以及正当性基础。当使用这些本质性的指标来比较不同政治模式的优劣时，我们才会对于政治体制的“程序”、“能力”与“结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视。

基于主权国家原则建构的国际秩序认为，国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强调普遍化原则，普世套用一个标准。但在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世界观看来，“独善其身”并不可取，“兼济天下”、“成己成人”才是理所当然；局部与整体是有机的联系，无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体。“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休戚与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对于中国传统天下体系世界观，主权国家原则下的形式平等是一种“伪善”，它让强权摆脱了对于弱小者的道德义务，为实际上的支配与宰制提供掩护。中国传统承认位阶差序才能确立位于上者的特殊责任，确立大对小、强对弱的扶持义务。　　

六、巨变时代倒逼我们调整学术路线

学术界应该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应该思考我们正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我们所处的时代受什么样的历史趋势主导，又蕴含与累积了怎样的趋势转折与结构转型动能？要能提出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我们现有的知识架构与分析工具是否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大问题？我们熟悉的概念与理论是提升了我们的视野还是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熟悉的研究议程是否仍具有时代关联性？

未来的全球秩序可能出现两种趋势。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后，人类社会将同时面临两重历史发展情境：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崩解与重组时期，在这期间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很难避免，许多全球层次的公共治理议题可能出现巨大的真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迎接一个更公正的全球秩序之来临。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交换模式，一个更尊重文化与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论述领域，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经济秩序， 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世界处于社会治理巨大变革前夕。网络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公众、社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互动方式面临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利益攸关方的多方协商与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机动结合、及时反应，有百年历史的西方代议民主与政党政治模式将被迫转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