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要发展须深挖改革红利 （2）

不要指望通过刺激需求重回高增长

《经济参考报》：当前，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对于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存在着颇有争议的不同观点，进而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策。一种观点认为，减速是供给方因素所致，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需求方因素所致。您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归结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就是供给方，有人好像并不认同，他们主张通过扩大需求重新使中国获得高增长，您怎样看这种观点？

蔡昉：大多数悲观论都把中国经济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原因。其中广为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以往的增长过分依赖外部需求，不仅应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负责，还导致自身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因此，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一般建议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及提高国内需求对GDP的贡献份额。与此逻辑相连的政策建议是，既然短期内不可能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那么，通过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则是拉动内需的有效手段。这类政策建议错把经济增长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因素，而不顾潜在增长能力下降的供给方面因素，一旦转变为实际政策，不仅无助于提高增长速度，甚至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在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比较优势减弱，从而供给因素制约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政策除了通过补贴等方式保护落后产能，并不会对竞争性的实体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由于基础设施需求是由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在实体经济没有更大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也是不足的。所以，刺激性政策除了制造新的产能过剩之外，只会把流动性引向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和其他理财产品，最终推动经济泡沫。这种情形的一个最糟糕的后果，便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破裂，以及此后的长期经济停滞。

因此，针对经济增长减速的政策应对，第一步便是使实际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宏观经济学中所谓的“奥肯定律”表明，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部分，对应着一定幅度的周期性失业，2012年和2013年中国实现了7.7%的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没有出现明显的周期性就业问题。例如，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的水平，而调查失业率大体保持在不高于5%的水平。根据测算，由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构成的自然失业率目前大约为4.1%，不高于5%的调查失业率则意味着，周期性失业率最多不会超过一个百分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或者失业，是一种典型的结构性失业现象，而结构性失业不能靠总量刺激政策来解决。

可见，近年来政府确定的7.5%的GDP增长目标，由于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因而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将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实际上，过去两年中央政府没有寻求高于预期目标的增长速度，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减少了政府对直接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缓解了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加剧，避免了经济泡沫的形成，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固然，宏观经济受到需求方面因素冲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应对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有其用武之地，但是，在选择恰当政策手段时，区分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和短期的冲击因素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