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8）

更重要的是，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和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关，除了要抓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大案要案的查办外，还要承担一项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搞好党内的纪律检查和党风廉政建设。因此，纪委作为党的监督机关，首先把主要精力聚焦在大案要案的查处上是非常必要的，这关系管党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关系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但到了查处违法的环节就要及早脱身，既有利于缩短纪委的战线，也能更好地发挥纪委的领导作用。反之，如果执纪部门做了不少执法部门的事，容易分散我们抓党风党纪的精力。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从严治党，重在严明党的纪律，使广大干部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他还多次讲要“坚持抓早抓小，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因为如果在作风问题上抓大放小，其实是抓了少数放过了多数，而对多数干部都有腐蚀作用不良风气危害是更大的。因此，习近平要求加大执纪检查力度，及时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并且点名道姓的公开曝光。这样即使仅仅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了，也会产生很大的威慑力。因为党员干部也是要面子的。被点名道姓地通报曝光了，有的人会认为自己的脸皮已经被当众扒下来了，会感到无地自容。而一些想在收买权力上投资的人，也会认为这个干部的政治前途黯淡了。在他们的眼里，他也就从“潜力股”变成了“垃圾股”。这样反而可能挽救这些有缺陷的干部，使他们不至于以后发展到惊天大案的地步。还有研究如何依法限权，“把权力关进子制度的笼子”，也是纪检监察机关要做的预防腐败的重要工作。总之，沿着依法治国、依法反腐的方向，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还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坚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宪法原则。如前所述过去有些地方党委，在查处涉及人多面广的腐败串案窝案时，片面追求稳定, 强调缩小打击面, 甚至突破法律规定出台从宽政策。查处黑龙江韩马大案时，当时的省纪委书记杨光洪同志曾告诉我，他们曾决定对绥化市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实行一项特殊政策，就是贪污受贿5万元以下，自首退赃的可以免于追究，这在当时有一些道理。因为刑法规定的5000元起刑点的时间已经几十年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已经有些过时，随便收两个红包，就够5000元了。当时做了这样一个特殊安排还有情可原。而到了2009年的茂名贪腐窝案，因为牵连到200多个县处级干部，当时也是为了避免产生太大的震荡，规定贪污受贿50万元以下的退赃交代后可以不予处理，提高了10倍，最终移交司法的官员只有20多名，做的就有些过了。从哪个角度看，50万相当一个公务员几年的年薪，从依法的角度讲，是不能放过的。中央巡视组发现后，今年4月高调复查茂名窝案，以市政协主席为代表的很多人又被重新“两规”，这就是坚持法治的要求 。此外，在查处受贿犯罪时，过去有的纪委和检察部门为了固定犯罪证据，获得这些人出证，对后者的行贿行为承诺不起诉。这在行贿者处于弱势地位，做为被敲诈勒索的对象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以福建的赖昌星案为标志，高价收买公共权力已经成为很多商人的进攻性的经营手段。为什么现在一些资金密集型和权力密集型行业的领导职务成为高危岗位，就因为在糖弹的密集轰击下，一般人很难顶得住。现在检察机关也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行贿犯罪5676人，但仅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就立案侦查行贿犯罪4397人，同比上升37.6%。还有至今仍有很多地方在查处腐败案件时，只计算收受的现金和房产。把一般的收受礼金、礼品、招待旅游等，往往作为人情往来的“灰色收入”，未计入犯罪金额。其实从很多国家的国法律来看，除了合法收入，就是非法收入，不存在所谓性质不清的“灰色收入”。不仅礼品、招待等变相行贿的金额要记入，价值较大的实物礼品也要折算成货币计入涉案金额，超过一定数额就要追究刑责。在我国关于刑法的司法解释中早就有。对于没有发生直接的权钱交易活动的礼金，发达国家也早纳入官员道德的法规应予以惩戒。我国这方面的立法也在加紧研究制定中。现在仍有很多干部认为，只要自己不收钱就没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误区。总之，我们反腐败的法治之网在不断收紧，腐败分子将越来越难以逃脱法网。每个党员干部只有牢固树立法治观念，自己首先做到敬畏法律、严格尊守法律，才能在党和人民提供的舞台上做出成绩，也铸就自己的无悔人生。

总之，四中全会的内容非常丰富，我只能抛砖引玉，谈着几点体会，不对之处，欢迎同志们批评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