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民”与“新市民”:身份转换如何实现?
土地流转快速推进背后,是我国职业农民队伍的日益壮大。与之并驾齐驱的,是我国城镇化率的迅速提升和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由此而带来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户籍及附着在户籍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农民转为市民的最大障碍。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的城镇总人口达7.31亿,城镇化率已达53.7%。然而,按照公安部的户籍统计显示,有将近2.4亿的城镇人口只是常住城镇却没有城镇户籍.这样算来,中国实际的城镇化率只有35.2%。
在一些城市,对农民转化而来的“半市民”更是缺少足够的关怀和保障。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每年有1000万~1200万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这部分人离开了土地,很难回归农村却又游离于城市之外,如何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当务之急。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分析说,移民社会学理论认为,大部分移民可能需要经历蜜月期、文化震荡期、初阶适应期、孤立或沮丧期、文化融入和接受期5个阶段,才能达到融入社会的目的。对大规模进城的农民群体来说,要完成市民化的过程,需要满足三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在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和一定的保障;二是心理条件——能够顺利渡过城市适应期,形成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三是制度条件——农民与土地的联结足够弱化,和城市接纳制度的形成。
“公共服务是目前城镇化中的薄弱环节。”张晓山认为,新型城镇化不应该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更应该是人的城镇化,这需要政府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更加努力。
“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转换户籍功能,把人口登记和公共服务的功能放在首位,将人口迁移管理和控制功能进行弱化,使户籍制度向更加有利于促进人口自由流动、改善公共事务服务的方向发展;同时,逐步剥离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相关利益,淡化户口的价值。”李强说。
专家表示,解决未来“谁来种地”问题,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的种地人。同时,要引导土地资源流向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使愿意种地的人能获得更多的土地经营权。要解决进城农民的身份转换问题,就要尽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村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镇,稳步推进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解除离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本报记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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