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传媒
战后日本的传媒虽不直接参与对华政策的制定,但它在通过形成舆论对政策制定施加影响这一点上,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就是说,日本传媒在对华政策的酝酿、决定、施行和调整等阶段,以其控制的报道和评论,通过转达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诉求和意见,以及暴露为政者等的思想矛盾及政治动机等方式,不断对政策制定的主体形成政治压力,从而将政策内容积极导向所期待的方向。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本就高度发达的日本传媒在国家对华政策制定中所起的主体作用,也越来越具有扩展性和渗透性。如21世纪最初五六年中,日本传媒的对华报道一直与同期对美和对韩的报道姿态有着明显不同的风格,即始终抱有强烈的负面色彩⑥,这个报道姿态的变化,与同期日本官民调查机构显示的日本民众对华感情恶化和政府对华政策越发强硬几乎是完全呈同步推移状的,这个现象正好折射了传媒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展开所具的非凡影响力。
6.智库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智库参与对外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即便在发达国家中也大有后来居
上的势头。日本的这类主要从事对外政策活动的智库多为非政府非营利组织,通常都标榜致力于国际公益性事业①。最近二十年内先后成立并迅速崭露头角的如日本国际论坛、世界和平研究所、国际通货研究所、安全保障贸易情报中心、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国际经济交流财团、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东亚共同体评议会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些组织具有聚集各领域的有识之士参与、研究的对象和课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政策研究活动过程与社会有关方面保持广泛联系等特点,故而在影响政府决策及形成舆论方面,越来越显示出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智库中还有一类被称为“恳谈会”的组织,它们是中央官厅或政治家及高官等基于行政运营的需要,专门召集行政机构以外的有识之士就有关政策问题进行研究的个人咨询机构。这些组织因能直接就重大政策问题进行研讨,主要成员又与政治家或高官熟悉和相互信赖,故而拟制的政策报告既能及时上达政要,有关意见也较容易被吸纳为政策内涵,所以恳谈会关于对外政策制定的介入程度很高。
7.民意
在战后日本的代议制政治中,日本民众参与国家对华政策制定的途径主要还限于通过对国会议员施展影响来实现。但因中日关系的密切关联性,战后很长时期内日本民众关于对华政策制定一直保持了积极参与的意欲,多数民意要求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意愿也的确一直是制约政府的对华政策不至过偏的平衡力量。中日复交前,自民党政权与美国领导人举行首脑会谈之际,经常把日本民众的对华亲近感作为外交牌,迫美方同意日方的对华政策调整方案,这些事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在对华政策制定上日本民意的重要性②。冷战结束后,随着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的发达和普及,以及决策过程越发透明化,民意与对华政策制定的互动也明显趋于深化,加上近年来中日关系因两国国力近接而问题迭出,日本民众不仅迫切希望介入对华政策制定过程,而且在确认政策内容的方式手段上也越发多元化和更具直接性。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半以来因自民党的权威不断下降和与民主党竞争的态势趋于激烈,两党为在权力斗争中取胜,都将“民粹”作为法宝,遂也使民意对政策的影响空间有所增大。如朝日电视台于2012年10月以“优先保卫钓鱼岛”还是“优先促进日中关系”的设问进行二选一调查时,受众中有八成选择前者,支持后者的仅是二成③,这个意见所反映的民意,也为此后安倍内阁一直坚持强硬对华立场注解了理由。
8.美国要素
战后以来,美国一直很深介入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制定过程。旧金山媾和条约生效后,美国利
用日本的国家安全主要由美军负责的现实状况,依然对日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关系问题处理,保持了强有力的制约,以至两国复交前日本每逢调整对华政策之际,都需先取得美的认可④;中日复交和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虽有很大变化,但随中国不断发展而中日美关系愈发错综复杂化,美国依然凭靠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和日美同盟关系,对中日关系的进展进行多方牵制:不仅一定程度上容忍中日间的历史悬案与现实问题的存在,而且不时为日方制定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设置障碍。美国对日本这样的世界经济大国的重要邻国政策大肆干预甚或严加管控的状态,在现代主权国家关系史上也可说是鲜有先例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战后日本对华政策制定过程各个主体的角色做以下概括:第一,作为核心决策者的内阁和对其政策意思进行确认的执政党及财界在这个主体系统中,实处于决定政策的方向和纲领的主导者的地位;第二,智库、在野党、媒体是以各自的方式力图经常性介入决策过程的参与者;第三,民意、美国要素则为间接作用于这个决策过程的影响者。但因对华政策制定过程的不透明和对华关系复杂性的日增,各个主体在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的角色地位会因状况而呈示流动状态。不过,在可预测期间,除了内阁这个依旧是政策产出的核心主体以外,智库、媒体、民意和美国要素等变动性较大的角色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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