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出“新人口红利”的发展机遇

“人口红利”在最近十多年来被广泛地加以讨论。人口红利从人口结构性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以及论述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挑战。这些讨论对于理解国家发展和预判未来趋势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过分强调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或者对未来国家发展带来威胁，也容易陷入“人口决定论”的错误认识。

实际上，从人口结构转变来看，我国196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了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逐步提高和社会抚养系数的下降，但也只是到了1970年代末期以后“人口红利”才真正开始实现。在1960年代的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红利”不仅没有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实际上由于过分重视重工业和不能充分解决城市就业，使得大规模劳动力人口的“红利”还表现为城市就业的风险，并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1960年代后期 “上山下乡”的出现。只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资本投资和工业化发展，才使得人口结构变动的“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成为现实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红利”确实对经济增长、对投资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但与其强调“人口红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如说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改革开放的制度变动，才是1980年代经济奇迹的真实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历史地分析“人口红利”和国家发展关系的目的在于说明，人口结构性转变的“红利”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种潜在性的影响，这样的“潜在性的红利”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通过制度改革，才能够转化成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同样，当前我们确实面临着国家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人口红利”减弱或者逐步消失的挑战。我们看到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从2011年开始已经下降，而劳动适龄人口总量从2012年开始也已经下降，老龄化的速度在加快，社会抚养系数也开始转头向上不断提高。人口红利减弱对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值得警惕的，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人口结构性变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能也不必要对于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而惊慌失措。

实际上与其考虑如何避免“人口红利”的消失，还不如深入思考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进行新的调整，从而应对人口变动和人口结构的转变，反而能够开辟出适应未来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新的发展机遇。“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带来发展的挑战，但也同时创造出一些新的发展机遇，或者可以说是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

第一种新的人口红利是“人力资本红利”。人口生育率下降推动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口死亡率下降带来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寿命的延长，共同增加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得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力数量得以可能。只要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红利消失”就可以转而被新生成的“人力资本红利”所替代，并创造出新的发展动力。这也就要求以劳动力为依托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成为以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转变成为更加依赖人才、更加依赖知识技术、更加依赖健康促进的发展模式，通过人力资本的不断投资和充分利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单位劳动者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物质和社会财富，这样的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新红利就能够延长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促进“人力资本红利”发挥作用，才能真正落实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使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得以实现。因此，在人口结构性转变背景下新生成的“人力资本红利”实际上有可能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的下降，并构造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发展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