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出“新人口红利”的发展机遇 （2）

第二种新的人口红利是 “消费和服务红利”。“传统的人口红利”的典型特点是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提高和社会抚养系数下降，在此人口结构变动下带动了投资率的提高，这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人口结构转变带来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和社会抚养系数下降，会造成人口红利的减弱，带来投资率的下降，但在另一面则相应带来消费率和服务需求的提高。这种消费和服务的增加，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为养老、护理等等社会的负担，或者是对非劳动力人口教育、健康等等家庭社会开支，但这些包括了各种服务和消费的消费率提高，也有可能构成人口红利减弱以后的新的发展动力。这也意味着一个推论，如果消费和服务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于投资率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样的“传统人口红利”的减弱也就能够被增加着的“消费和服务红利”所替代。同时，这样的增加着的“消费人口红利”本身意味着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并且形成一种以服务为导向的、以福利幸福为追求的经济社会模式，避免了过分重视GDP对发展本质的扭曲，和对民生幸福的不利影响。

第三种新的人口红利是“老年人口红利”。这样的想法可能被认为是岂有此理和天方夜谭，因为老龄化水平提高正是被广泛讨论的人口红利的减弱和社会负担提高的原因。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健康预期寿命在延长，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的提高意味着可以利用的老年人力资源和老年人力资本的存量也在增加。那么，如果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快于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下降，总体上由于“传统人口红利”减弱所带来的生产能力损失就能够被生产性老龄社会带来的经济社会贡献增加所替代。其实，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老龄化的总体趋势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老龄化过程客观上不是一个悲观的现象，其实际上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因为预期寿命的提高正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能力、人类自身生命成长的表现。因此，在充分认识老龄化过程对于经济社会确实带来诸多挑战和不利影响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有另一种颠倒过来的思路。就是生产性老龄社会建设本身就是蕴含着解决“老龄化”挑战的对策思路，并为开辟新的人口红利提供可能。

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和消失，并不必然对未来国家发展带来决定性的不利影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些“新的人口红利”，则可能孕育出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并可能有着更大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但是特别应该强调的是，这样的新人口红利和1960年代出现的人口红利一样，并不必然地就会实现。如果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不适应未来人口变动和结构性转变，人口红利减弱才真正对国家长远发展带来威胁。要实现这些新的人口红利，要求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行一系列的包括教育制度、人才制度、创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改革，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尽快向创新经济转变、尽快向消费服务经济转变、尽快向生产性老龄化社会转变。要加快转变的速度，才能够适应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快速转变，适应传统人口红利的下降，在这样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红利、消费和服务红利和老年人口红利才可能内嵌成为经济社会成长的积极力量。

因此传统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未必是悲观的结果。国家发展面临重要的人口结构转变时期，也必然要求面临重要的发展模式转型和制度变革，才能在人口结构转变的转型中孕育出更加强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在人口结构转变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中进行刻舟求剑式的人口和发展政策实际上是并不现实的，需要做好准备向一个人口结构性转变过程中的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加快转型，以及向着更远的未来不断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