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制度变革带来的财富成长

在“新常态经济”受到全世界瞩目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方向成为令所有人都迫切希望看到“答案”的问题。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如何行进、房地产市场如何从根本上实现健康有序以及体量巨大的侨商外资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引进，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者董志龙向本报记者畅谈了他的看法。

人民币“成熟”首先要体制“成熟”

问：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已经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也受到国际广泛关注。您在《人民币崛起》这本书中也谈到了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问题，您认为目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主要是什么？

董志龙：总体上来讲，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家战略，目前已进入最佳机遇期，但人民币的海外存量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敞口风险几乎为零，所以，人民币的崛起尚有待时日。作为贸易顺差国，未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促进内地企业到海外投资或发展；二是推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与金融以及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往来；三是谋求人民币计价。除此之外，鲜有可能。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亲身经历的小例子。2009年—2010年期间，在我们和韩国方面一起筹备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的时候，由于会议需要跟韩国方方面面的交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人民币在韩国要想成为一种“强势货币”至少还是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尽管东南亚整体来说对人民币认可的程度较高，但是从货币的角度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金融角色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很多国家和地方还是不认同你的。

实际上，货币主导权的竞争体现的是货币发行国的综合实力。1914年时美元还处于零起点，但到了1925年，随着美国国力的上升，美元便已经超越英镑。此后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绝对霸权之后，美元就牢牢地雄踞经济金字塔的顶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资本而非其他的东西创造了人类的近现代史，创造了美国经济的成功。

我曾经在欧洲就华人经济做过长期的调研，发现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比较希望人民币国际化。这也是我写作《人民币崛起》这本书的来由。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人民币要走国际化的道路，靠美国肯定行不通，人家也不可能支持你，所以必须争取欧洲伙伴的支持，也就是要和欧元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相比美元来说，欧元的历史较短，跟人民币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人民币崛起》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之后，反响非常好，可以说香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和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态度是非常欢迎并且关注的。这本书后来翻译成英文、德文等版本进入欧洲，在欧洲也受到欢迎。国内研究者目前多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利率市场化也已经进入到比较“深入”的程度，这一点我有不同意见。

首先，利率市场化需要银行的工作人员达到非常专业的程度，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连起步阶段都没有达到。利率市场化，按照市场的浮动要求，需要银行从业人员以专业的态度和水平来进行业务的操作。人民币是不能随行就市的，而是需要银行根据不同的贷款、不同的产品品种来制定不同的利率，形成回报的稳定性。在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目前来看还是有很大困难的。

其次，打破垄断利益和改革金融运行机制也是一个必要前提。前两年提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贸易体制受汇率影响较大，加上美元等强势货币的挤压，内外交困的境地倒逼我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这才会让银行拿出时间表。但是实际上呢？银行的时间表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我们还没有看到有比较明确的成果。一种观点认为，四大国有银行在推动利率市场化这件事上并没有内生的动力，毕竟向市场化的推进可能影响的是它们自身的利益。我看这应该也是阻碍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业的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利益集团能不能破除，是我们的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的前提。

任何一个改革，都需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但是如果能够进行，获得的机会更多。如果将经济运行比喻成一列列车，科技发展与社会创新就是这个列车的车头，可持续发展就是这个列车的轨道，各种结构就是车厢间的相互链接，而资本则是列车的能源与动力结构。而决定列车安全运行速度的不但是资本，也包含种种社会结构的状态。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并不取决于车头处在什么位置，而是取决于车尾处于什么位置。列车即社会的安全，不但取决于车轨、车厢间的链接，也取决于能源与动力结构的安全性。所以，从经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说，资本应承负的核心责任就是社会建设。我们不能不承认，任何一种资本投资获得的回报，都是建立在社会建设投资基础上的回报，因而，资本投资必须兼顾经济社会运行的系统性关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大前提，一言以蔽之，资本投资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