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3）

记者：全会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能为此做哪些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又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文显：提升中国法治的影响力、话语权，既要提高硬实力，也要提高软实力。法治文化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题中应有之义。法治文化的形成比法制体系建设更为艰难。从1978年开始，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制定了243部法律，700多部行政法规，9700多部地方法规，体系虽不完备，但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国家300年的历程。但是，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法治信仰，养成法治思维、法治习惯，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不是30年能做到的，一定需要更长的时间。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形成绝不能只靠自然演化，而要靠主动培育和建设。法学教育在这方面大有作为。所以《决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民普法，以此加快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形成。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我们希望，工程教材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当中起到引领作用。最近我们正在编写《法治中国读本》，是工程教材内容的大众化读本。我想，我们下一步可以多编写一些依托工程教材的大众化读本，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实践是理论之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使我们彻底告别了几千年的人治传统，真正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并使我们找到了国家治理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实践路径，这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法治实践与建设，其中必然有很多新鲜的实践经验。例如，全会《决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域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建设知识产权等专门法院等等，都涉及我国司法体制的巨大变革，司法理论也要相应地进行创新升级。所以说，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将为我们带来很多新的研究课题，也为法学界带来了空前的“红利”。我们法学界也要抓住机遇积极作为，为建设法治中国作出应有贡献。(王斯敏 王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