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谈“后美国时代”中国大战略（3）

“生存发展一体”的国家安全战略，核心是生存与发展并重，把发展与安全作为整体来把握。保证国家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但不能与发展分离。在今天的世界上，国家不保持发展，就难以生存，特别是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努力发展固然少不了挨骂、挨整，若一松劲落后了，还会挨打。所以，必须要做到生存发展一体，或发展与安全一体。要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在实际施政过程中做到相互协调、统一运行，一体化推进。不仅要军力强大、慑止入侵、防止颠覆，还要遏制腐败、社会安定、舆情平稳、生态良好。在持续发展方面，要保障资源、维护市场、优化环境、通道畅达，还要军民融合、民心安定、化解危机。

概言之，面对正在发生巨变的全球局势，中国的国际战略应该选择“共同体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应该是发展与安全一体。如果做这样的选择，就能适应世界大势，就是在一超、两洋之后，出现天下三分或多分的局面，形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在这个多极世界中应该有自己的地位，中国文明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当然，这需要中国自己先做好准备，朝着这个方向走。

以前我们在国际合作中比较讲经济，不太讲政治和安全，现在看来，任何国家的安全观、发展观，都是发展安全一体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区域化时代，中国的安全战略，一方面要守住自家的安全边界，保证生存；同时对可能的经济利益圈有所拓展。具体讲，陆上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海陆两栖的国家。中国背靠昆仑山，面对太平洋——这是毛泽东以前就讲过的，所以必须倚陆向海。从地缘的角度看，中国没有美国的两洋之利，却有陆海两通之便。

中国没有控制全球海洋的目标，我们只需要有限的海权，主要是周边海域的安全和航路的通畅。这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极为重要，我们要有能力控制与中国重大利益攸关的海域。

陆上安全与通道建设应该成为重点。但这不是只靠中国一家的力量来完成，可以开展国际合作。亚信是非常好的合作机制，区域的发展安全一体也应该通过合作来解决。“一路一带”战略，就是合作发展和合作安全的设想。习主席上任后特别强调周边，很多阐述都体现了一个精神：中国愿意合作，愿意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大国仁而小国智的亚洲，应该是比在美国强权体制下更安全也更繁荣的亚洲。

建立自信、内修民生、外引资源、制造为本

中国要坚持先谋不败而后求胜的战略思想。中国的战略原则应该是，狠下内功，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目前最重要的，是丢掉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幻想，做好应对危机冬天的长期打算和准备。主要是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自信，二是内修民生，三是外引资源，四是制造为本。

十八大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激发独立自主，或者说，能否自立取决于是否自信。以前我们的现代化话语是，西方先进，我们落后，所以要接轨。前几十年我们都是这么想的，人家也确实展示出辉煌的发展成就。但是走到今天我们发现，人家那儿也出了问题，难以为继，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堪称奇迹，我们起来了。这种进步体现了中国道路、发展模式和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或者是适应性，是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节的结果。我觉得，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最大成功就是适应变化。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行不行？我们自己要有判断，不能被人忽悠。13亿中国人要照搬西方式的现代化、走西方的路肯定不行。奥巴马说了一句实话，中国人过美国的日子，世界支撑不了。我们说建立自信，核心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能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能不能成为人类发展、文明延续的一种选择？以前西方认为中国经济不行，现在承认中国式市场传统与全球化的混合很有竞争力。事实证明，兼顾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实业与金融、中心与边缘、当前与长远的混合模式，推动了中国这样巨大人口规模的国家快速发展，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存在诸多问题，但它为处在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也为抑制全球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痼疾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模式选择。

有人说，中国政治不行，软实力不可能赶上西方。那我要问，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政治体，已经运行了数千年，难道没有它的合理性吗？《礼记·礼运》中记载着关于“大同”的思想，证明中国的政治理念长期领先于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里面包含民本思想、政治制度、福利社会、和谐社会，等等，都体现了政治智慧。比如天下为公，是很好的政治理想；选贤与能，这是官员选拔方式；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不是现代福利社会的标志吗？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既是绿色生活理念，又有公共道德的要求。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这就是和谐社会。我们的历史文化中有这些好的价值理念，如何今天就不行了？

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国现在已经很好了，没有改善之处。恰恰相反，中国今天面临很多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仓廪实而知礼仪”，文化要有基础，要积累，中国的现代文明也在积累中。西方人不要小瞧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华文明完全可以提供一种在现代条件下，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生存方式。我们有这个自信，也有文化自觉、文明自觉。

中国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内修民生，共同富裕。这样做有纠偏的意义。过去30年是经济起飞阶段，起飞阶段的特点是，要把一切阻碍飞行速度的重物都扔掉。但是飞了30多年，已经积累了大量问题，比如贫富分化、腐败、污染等，这时候需要很好地进行清理。前30年的改革相对重效益、亲资本，使得资本在中国社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强势；现在的政策应该转向重公平、偏民生，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现在做的一些惠民的事很得人心，要继续内修善政、内修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理想。

这和经济是连在一起的。把民生修好，13亿人的大市场是世界最大、最具竞争力的统一市场。这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维护中国的统一和13亿人社会的稳定是发展之本，也是最重要的安全目标。由此一条，假以时日，中国一定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能够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件事是外引资源。中国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发展，资源制约是现代化进程的最大瓶颈。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应该更多地引进资源，因为制造业国家离不开资源。这也体现了中国的国际战略方向，重点是陆路通道。要跟资源国家建立战略同盟关系，包括俄罗斯、中亚国家、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可以把中国的周边战略概括为：西联东固、南融北合。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建设东亚经济圈，绕开金融国家和海权国家的干扰和阻击。

现在中国需要做的，就是把陆路通道建起来，利用现代运输技术，高速铁路、重载铁路、管道、电力线等，把能源通道建好。这样中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内修民生就有所依持，否则家里就会断顿。

当然，建设陆路通道不仅仅是修铁路、建管道的工程，而是涉及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事务的复杂社会工程，甚至是重构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中心的重大历史事件。对此，我们不要看轻了，更不要看简单了，而应该作为重大国策来规划设计。要跨部门、跨地方通力合作，不可当成一般的工程项目、经济项目。现在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就是因为自己想简单了，以为和在国内修铁路、管道、电站是一样的，没有考虑到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结果经常碰壁，却并未真正接受教训。

总体上看，陆上通道的建设我们还能控制，陆权可以分割，我们与资源国家、通道国家的共同利益更多，也相对容易实现合作。与海权国家控制的海上通道相比，主导权更好把握一些。所以即使有困难，也要积极去做。不然就会把战略主导权交给海权国家，或受其制约，或被迫与之正面交锋。对中国来说，海路与陆路的选择既是利害相权，也是有备无患，有备则可利取其重，害取其轻；若无第二手准备，就只有被扼杀一途。

第四件事是制造为本。实现工业化是中国长期的奋斗目标，中国要坚持以实业为本，金融改革要为发展实业服务。中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全”是中国制造业的最大特点。按联合国的制造业标准，24个大项、39个中项、几百个小项，中国全有。可以说，是从造铁钉到登月车，一应俱全。但问题是我们低级的多，高端的少，航空发动机、芯片，这些真正属于现代工业制造皇冠上的明珠，我们还没摘下，还要继续努力。尽管如此，中国已经具备成为东亚经济圈核心的关键条件——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有这样的体系，别人就会来为你配套，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制造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东亚经济圈之本。

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减速，除了国内因素之外，更多是全球危机传导的结果。前几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与处于全球化景气周期密切相关。中国大规模制造，通过海外市场的需求拉动，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全球进入危机时期，海外市场已经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无论如何进行调整，都很难迅速形成一个替代市场，因此，经济减速难以避免。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调整结构是必须的，只有尽快形成国内和周边市场，替代海外市场，才能为已经形成的庞大产能找到出路，实现就业与增长。

在国内需求中，寄希望于消费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应该主要在国家中长期发展的需求上找出路。有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城市化或城镇化来拉动需求，基本方向是对的。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还有很大的潜力。只是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源，包括土地、水源以及矿产等资源，这是重大的制约瓶颈。更何况，城市化会加剧土地、水资源、就业岗位紧缺，使得推进城市化的过程困难重重。也有人提出加强水、土、沙的治理，通过国土整治“再造中国”，改善经济地理环境，改善能源结构，扩大中国宜居空间。还有就是传统的加强“铁公基”建设，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拉动经济发展。

采取综合性思路、把这几种办法结合起来，也许更具可行性，而且有相互推进的效果。我的建议是，可以把国土的“全域治理”作为纲，把水土沙、铁公基、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水土沙治理、铁公基建设，为城镇化创造土地资源、水资源条件，改善河流流域环境，扩大就业；通过城镇化，使水土沙治理、铁公基建设具有经济性并保持长期需求。这样做，既能避免造空城或铁公基的弊端，又能发挥其有利创造需求的作用。长远来看，这一做法还可以推向周边，形成新的更大的统一市场。历史上，几个先后主导世界体系周期的国家，都经过长期的大规模基础建设的过程，才形成了远高于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中国要成为东亚经济圈的核心，成为对世界经济有影响的国家，必须要有坚实的根基。经过良好的规划整治，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能成为支撑经济起飞的基地，这才是让13亿人休养生息的美好家园。

金融改革的方向是更好地服务于制造业

经济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国应该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我认为，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应该坚持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不能去玩钱。对主要从事实物生产的中国来说，只要有粮食、能源等基础资源在手，保持从事实物生产的能力，全民同心同德，维护好13亿人的统一大市场，要渡过危机冬天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防止已经高度金融化的国家，通过货币体系和金融杠杆来掠夺甚至洗劫中国的实际财富，让中国的实体经济迅速衰落，使中国失去依持，造成人心混乱、社会动荡。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制造业整体的利润水平很低，3%都不到，金融利润很高。比如上市公司，几大银行的利润率超过几百、上千家其他上市公司。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每一分的银行利润率都在侵蚀制造业的利润率。前面谈到美国的实业春天、产业盛夏，我们必须把中国的实业春天、产业盛夏迎来，而不要在早春的时候就把果子掐下来，提前进入秋天了。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在危机情况下，中国在金融开放上必须留一道安全阀门。为什么？不单纯是经济形势好不好的问题，而在于，当周围有一大堆投机资本盯着你的实业利益的时候，你一定要看紧了。老虎就蹲在门口，你不能让小孩出去。只有到没有这种虎视眈眈的投机资本，或者投机资本受到某种程度抑制的时候，你才可以开放。或者是，当你的小孩长成了武松，拿着梢棍带着刀，谁敢欺负他，他就敢打谁，这个时候就可以开放了。换句话说，不要把资本看成是中性要素；尤其是在危机时期，资本的快速流动往往是导致危机爆发的诱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是冲破主权堤坝的洪流。这一点，只要看看阿根廷的现状就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

不论是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如果没有发生变化，就不可一味地说“为了推进改革”，一切都要依从于环境。现在很多国际金融机构都在诱导中国开放，号称这就是接轨。我就遇到过美联储的人，在北京给中国的银行家们授课，核心是要中国遵从美国的货币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政治家应该对银行家进行政治约束和思想教育。这种政治性管理的原则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而不是资本利益至上。

有件事很荒唐，就是总说金融开放的时间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重大金融政策的公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价值，所以美联储格林斯潘等人关于升息降息都含混其词，语焉不详。而中国金融开放的进度对世界金融市场造成的预期，也可能导致巨量的资金流动，我们为什么要说得那么明白？为什么要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公布时间表，以满足国际资本的预期？不可控的风险，是对冲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的制约因素。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个重要的杠杆？在所有国家主权开放的条款中，都有国家安全例外原则，我们在金融开放中也应记得这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