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再春：克服“本领恐慌”的根本之道（2）

当然，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这些矛盾各具特点，在人类世界的复杂发展过程中或复杂矛盾体系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就事物发展过程而言，有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之分，根本矛盾贯穿事物发展过程始终并规定事物及其发展过程本质；就事物发展不同阶段的诸多矛盾而言，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或次要矛盾）之分，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就每一矛盾内部对立的双方而言，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规定、决定和主导的作用，但非根本矛盾、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们对于事物的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有鉴于此，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时既要看主流、抓重点，又要搞清支流、注意枝节。这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主题。如何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为我们展示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范例。众所周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但是，“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一言以蔽之，“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的改革，以解决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论，在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屡见不鲜。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他对党的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分析方法非常值得学习。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这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还很不平衡的国家，在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要不断巩固、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但是，说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工作都不重要了，可以一俊遮百丑了，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学习历史分析方法，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走向未来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对于历史的学习与研究。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他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因为“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 ；2013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学习历史，不仅要了解史实，更要领悟历史分析方法，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做好现实工作、走向未来。

历史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这个辩证法的总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及万事万物，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永恒发展的，二者的统一构成了世界的历史演化过程。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 这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联系地而非孤立地、发展地而非静止地看问题、想办法。

1949年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于这两个历史时期，国内外大体有两种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之前的三十年曾经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因而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矛盾，甚至认为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因而用前三十年来否定后三十年。

习近平同志科学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牢牢树立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正确认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廓清了人们的模糊认识。2013年1月，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第一，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同时，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第二，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第三，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通过这种联系的、发展的观点，习近平同志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他说，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大致经历了六个时间段。 这六个时间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500年的历史梳理中，习近平同志事实上是要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有着深远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源头。只有明白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明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才能真正懂得我们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懂得我们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才能真正懂得我们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我们才可能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是有条件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所谓条件，就是同某一事物相关联、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诸要素的总和。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所以，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必须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时空，而不能超时空或跨时空，否则必然犯时空错位的错误。

同样是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同志特别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表达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他从当时的历史时空出发，认为如果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就站不住，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站不住。站不住，天下就会大乱。所以评价毛泽东同志，要把他放在党、国家的整个历史全局之中，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看到他所犯的错误，更看到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