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拒收红包协议”能否杜绝“红包陋习”？（4）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仅靠签一纸“拒收红包协议”无法根本扭转医生收甚至讨要红包的怪像。要解决红包问题手段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医生的收入问题，二是医生的法律道德问题。医生的收入全国平均来说确实整体偏低，而我国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确实偏低，这就导致医药不分家，医生收红包等问题。今年年初，钟南山曾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4年医改进展不大。因为衡量医改的成效标准有三个：一是看病贵看病难是否得到解决；二是医患关系如何；三是医护人员积极性是否有所提高。这三方面都没有什么进展，妄想通过一纸通知来改变收红包的陋习，实属艰难。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的是，收受红包同时也是医德问题，我们的很多医生，医德丧失，讨要红包，冷漠势利，完全丢失了“医者父母心”的的古训，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市场经济条件下，又有多少医生忘记了当初的誓言呢？

从目前签“拒收红包协议”的效果来看，应该说是不错的，北京煤炭总医院早在今年3月4日就在北京率先执行了“医患双方同签拒收红包协议书”。该院院长王明晓表示，目前医院执行得非常正常，带来的客观效果是好的。这说明在医改推经的同时，进行医德的提醒有积极意义，无需和它势同水火，弃之如敝屣。

【启示与思考】

不可否认，在一些地方，医务人员收受患者及家属的红包已成约定俗成的“潜规则”。而“拒收红包协议”目的在于将外部控制和内部约束有机结合起来，杜绝失范行为，可谓初衷良善。也应当看到，“拒收红包”本是从业的基本准则，付诸签协议的方式，无非是在形式上对这一准则进行强调。然而，在信息不对称和权利失衡的格局下，患者送红包有着错综复杂的动机。光有道德约束，缺乏配套的行业监督，很难制止这股歪风。

一些医生之所以敢收红包，完全不顾及医院及自身的声誉、形象和前途，与我们目前的医院管理体制和医生管理体制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医疗机构与医生的管理办法科学，医生收红包会被追责，甚至还有可能丢掉行医资格，相信所有的医生——即便没有所谓的拒医患“红包”协议，也不会有谁愿意去收，更不存在索要红包的可能。

除了政府从长期着眼，持续不断加大投入，配建更多优质医疗资源外，就目前而言，更亟须采取有效措施，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和信息更透明、更均衡，发挥最大效用；让医生的每一个行为都与自己的声誉和前途挂钩，产生自觉抵制医疗红包抗体；进一步加大落实医疗廉洁自律制度力度，以及配套制度建设，用严格的监管禁绝医疗红包现象。

杜绝“红包陋习”的关键，外在的刚性约束力量不可或缺。根本恐怕不在于签一个拒收协议，而在于不断提高医生收红包的机会成本。同时，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辛勤付出的医务人员获得体面、有尊严的收入。如此才能让医务人员对红包不敢收、不能收、不想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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