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教育与户籍改革提升发展潜力（2）

中国目前的失业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调查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就是差着一个周期性失业。按照总理的说法，中国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05%，那么中国的周期性失业还不到1个百分点，因此也就能够理解决策者不那么担心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了。

蔡昉认为，谈失业率需要澄清一个概念，就是即使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失业率也跟劳动力无限供给没有关系，只和该国的宏观的劳动力市场功能有关。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向新古典经济类型的过程，过去几年经历过两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一个是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作为发展经济学家创造了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大体上把经济部门分为两半，一半是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这些劳动力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以不断地被转移吸纳。这个部门的就业情况不取决于有多少人去找工作，而取决于另一半的非农产业或者说现代化部门发展有多快，能吸纳多少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过去30多年大体都处在这一过程中。

然而，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和吸纳终究有结束的那一天，此前企业招农民工，不涨工资也可以，终究有一天农民会嫌工资低不去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得涨工资了。劳动力从无限供给不需要涨工资，到必须涨工资否则招不到工，这就叫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的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04年。从2004年到今天，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在涨，每年以12%的速度，还剔除了物价的因素。

在那之后又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更加明确地显示劳动力的短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15岁到59岁的人口，所有劳动力都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群里头，它到达了最高峰，从2011年就开始减少。蔡昉表示，劳动力短缺尽管不影响失业率，甚至还可能让失业率下降，但是这种转变说明，中国的劳动力工资已经越来越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就业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而不再是就业不足，所以也就越来越需要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配合，这是中国经历的一个重要变化。

剩余劳动力明显减少的结果包括：城镇冗员现象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社会现象；农村剩余劳动力或者说隐蔽失业减少。

这里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这两年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讲到，中国大体上每年都会实现超过1000万的新增城镇就业，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了700万。但是，就业是指劳动年龄人口找到了工作，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以每年几百万绝对速度减少，新增就业哪来的？这就需要再做一些数据的挖掘工作。

最终发现，中国的城镇就业统计工作其实就是在不断把农民工纳入到统计之中。到现在也是，中国的城市就业统计是两条线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官方的，只统计有户籍人士的就业，这些人是有单位保障的，如果农民工都不列入职工名单的话，这个统计统计的就基本上是城镇居民。另有一个农民工检测调查，统计的是离开本乡镇半年及以上的人，这个数目目前大概有1.6亿到1.7亿人，这些人基本都进入到了各级城市，他们构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目前占到35%。过去这两个统计是完全分别的，现在慢慢有了重合交叉的部分，因为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慢慢被企业接纳为职工。

回过头来看失业率。理论上失业有三种类型。一类叫周期性失业，和宏观经济波动相关。还有两类和宏观经济没有关系，一个叫摩擦性失业，是说劳动力市场还不足以让我有个想就业的念头明天走出去就能撞上。另一个叫结构性失业，是说求职者想去的企业需要的技能自己没有，需要有一个再学习的过程，或者等着产业结构变化。因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合起来是比较稳定的失业，叫做自然失业。

根据计算，中国近年来的自然失业率是4%到4.1%，跟登记失业率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合理的巧合。因为中国的城镇居民才有资格进行登记失业，这些人不承受周期失业。因为一旦宏观经济不好，企业有困难的时候，这些人被解雇了就会去登记，登记失业率就上升。这时，地方政府往往要求企业不要随便解雇工人，于是企业就会选择解雇没有劳动合同的，或者说解雇后不会登记的人，也就是农民工。

蔡昉表示，调查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就是差着一个周期性失业。如果按照总理的说法，中国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05%，那么中国的周期性失业还不到1个百分点，因此也就能够理解决策者不那么担心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了。

户籍改革的红利可以立竿见影

目前的就业总量没有问题，不要以就业为借口去要求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拉动经济、刺激经济。但另一方面，确实有必要去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教育和户籍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蔡昉认为，中国过去的长期经济增长，至少到2010年为止靠的是人口红利。但是当中国经济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了之后，资本报酬递减这一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于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就下降了，于是潜在增长率也下降了。

所谓潜在增长率，是由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包括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以及生产率的进步速度组成的，它是一个理论的增长率。通过测算，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从过去接近10%降到平均只有7.6%，到十三五期间，没有其它变化还会降到6.2%。这个时候，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没有过剩的状态，没有利用不足的状态，因此就没有明显的失业现象。也就是通常说的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导致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因此这个时候就业总量没有问题，不要以就业为借口去要求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拉动经济、刺激经济。结构性的问题有，但是它不能用宏观总量的政策去解决。

蔡昉说，按照中国人口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它的含义是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是逐步降下去的，一直降到2%、3%都有可能，其实现在的发达国家能够实现3%就很了不起了。因为越是发达的状态，每一步经济增长都越必须靠技术进步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人口红利，没有后发优势。但另一方面，虽然不要去刺激经济，让经济实际增长速度超越潜在增长率，但是确实有必要去改变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改革，按照新的潜在增长率实现更好的增长。

中国现在面临一些制度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可以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

一个是应该认识到，劳动力要有教育素质。现在多数的年轻农民工基本上适应中国目前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岗位需要，所以这极受农民工欢迎，跟自己孩子说不要上学了赶紧就业，九年义务教育完了就足够了，甚至很多人从初中就辍学。其实他们应该看到，中国的产业结构会在未来发生非常快的变化，第二产业会变成资本密集型，第三产业会变成技术密集型，都会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更高的受教育年限。

求职者现在大规模集中在建筑等行业里，那些行业现在正面临着产能过剩和泡沫，将来一垮就会面临周期性失业。按照欧洲的经验，周期性失业接下来很可能转变成结构性失业。西班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经历了建筑行业的大幅度增长，年轻人都不读书了，工资还在上涨。结果金融危机来了，产业结构不行了，尽管还有新的工作，但是很多人受教育程度不够干不了，结果西班牙现在有50%的青年失业率。所以尽管现在是农民工的黄金时期，但是应该居安思危。当然让他们自己想并不现实，中国政府的政策要替他们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