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教育与户籍改革提升发展潜力（3）

还有一个现象是：工资上涨是件好事，能够改善收入分配，但是过快的上涨也意味着有过多的企业会垮掉。

既让农民工愿意出来就业，又不会过重的加大企业负担的替代办法也有，就是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改革首推户籍制度改革，它的改革红利立竿见影。

从供给方因素提高潜在增长率的角度看，户籍制度改革能够稳定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这样就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让劳动力供给增加。同时，进一步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还会因资源重新配置提高效率。从需求方面看，让农民工充分就业会改善收入分配。他们有了户口、有了充分的社会保障就不要每年回家了，没有后顾之忧以后会像城市居民一样消费，因此会让需求结构更加平衡，宏观经济更加稳定。

蔡昉说，他的团队还进行了一次模拟，假设单独二孩政策可以使中国的生育率从1.4%提高到1.6%，其它条件不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逐年下降。如果在模型里加进去一个合理的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这是通过农民工市民化能够做到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可以做到，再加上一个教育和培训的合理增量，那么潜在增长率的走势会比不进行改革好很多。特别是生育的政策调整，在短期内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负面影响也不大，但是在20年以后会对潜在增长率产生一个向上的拉力。

蔡昉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还可以通过改革取得发展，但是他们一般会认为改革总要牺牲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和增长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甚至改革是反增长的。但是，以户籍制度为例可以发现，有些改革的效果可以是立竿见影的，改革和增长可以是正向的关系。所以更重要的是能够选择一个恰当的改革方式推进中国的改革。

以前中国的改革属于帕累托改进，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但是不伤害任何其他群体，所以没有人反对。现在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虽然改革总的收益巨大，但是需要顶层设计者根据改革的预期收益重新分担成本，分享收益，这样才能让各方都有积极性，改革才能及时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