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因素仍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贡献者

●投资增长下降、人口转型和要素弹性逆转，共同导致未来增长减速构成三重结构性冲击，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得到切实提高，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前景堪忧。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期间，依据国际比较，未来20年，中国还有很大的高增长空间，中国工业化方向并没有从根本上逆转，而是需要通过维持高投资来进行一个技术化的发展过程。

●当前我国资本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模式，这种格局也表明高效的民间投资从未真正在我国充分启动，若此格局改变，就必会为提升资本效率开拓广大空间。

●在当前产能过剩，外贸形势不景气的局面下，如果通过技术进步、补贴企业资本折旧或提高企业所得税率可提高资本利用率，提升投资效率，并改善经济结构。

日前，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教育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协办的“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的学者围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势及成因；实现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深化改革，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创新导向型增长”三个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期

向中速换挡期转变

中国是否已经达到了一个停止高速增长的结点？与会大部分专家学者都认可中国经济确实进入了新常态，将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换挡期”转变，主要成因在于人口结构的转变，即人口红利的消失，投资效率的下降，以及现有政府驱动型的高增长模式所依赖的要素配置方式对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创新导向型增长的阻碍。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越“低收入发展陷阱”，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将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通过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高速追赶期”与“中速换挡期”经济特征的考察，发现三地从高速增长转换到中速增长状态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达到当时美国的人均产出的40%以上，而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5%，说明中国从高速转向中速增长状态时的起点较低。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志钢、刘霞辉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前景，发现2008年后我国经济运行的确拐入了完全不同的轨迹，多数重要经济指标均出现劣质化，经济增长将进入了“结构性减速”区间，而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的消失）是近来及未来几年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袁富华、陆明涛、张平基于国际比较，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减速是因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向发达经济增长阶段演变过程中，城市化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统计关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资本产出弹性的下降；投资增长下降、人口转型和要素弹性逆转，共同导致未来增长减速构成三重结构性冲击，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得到切实提高，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前景堪忧。

张平认为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段的结构性加速自身，蕴含了经济减速的必然，主要体现为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和“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消减所带来的“三重冲击”，以及“三重冲击”对于高增长势头的严格限制。其次，投资、劳动力投入、“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所驱动的高增长模式，也抑制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使得中国经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第三，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现阶段制度结构对于效率改进的阻碍和人力资本配置的扭曲，使得后续增长得不到生产效率提高的补偿。

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扭曲方面，厦门大学谢攀、李文溥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测算2006-2012年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引起的资源误置程度。研究发现：首先，2006年以来，企业间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出现了背离趋势，前者的错配程度加深，而后者整体上有所缓和；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劳动要素产出缺口较低，劳动力使用效率较高；在资本要素上，多数上市公司都存在负向扭曲。吉林大学的田萍、张屹山指出，在中国经济以7.3%的新常态增长率水平持续增长的条件下，预测出依赖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转移，中国市场二元经济的结束时间为2020年。

除了支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观点之外，也有部分专家学者持保留意见。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殷醒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期间，依据国际比较，未来20年，中国还有很大的高增长空间，中国工业化方向并没有从根本上逆转，而是需要通过维持高投资来进行一个技术化的发展过程。而复旦大学朱天、张军、刘芳则认为应当在正确估算GDP支出法投资与消费数据的基础上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他们认为中国支出法 GDP 构成中的投资和消费数据及其相应的比例关系存在很大的系统偏差，不宜为经济分析、政策讨论和学术研究的依据。而广为流行的中国消费过低、投资过高的判断恰恰就是建立在这些存在偏误的支出法 GDP 构成数据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