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因素仍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贡献者（3）

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阻碍

效率提升的制度障碍

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时转变外，更深层次提升增长效率，改变要素配置扭曲的途径则是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阻碍效率提升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创新导向型增长。

史晋川认为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政策重心应当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一方面影响总需求释放的主要因素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长期的制度性因素影响作用愈来愈大，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对需求的制约作用更为凸显，导致刺激总需求的短期政策效应相应下降。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应通过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以及提升效益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创新方面，强调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殷醒民认为技术化、创新化的国家战略和长期趋势必然要求有一个更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于中国这样的低资本存量的国家来说，只能通过更高的投资增长率才能解决。厦门大学余长林表示，进口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显著增加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出口，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主要以市场扩张效应为主。并认为对专利和研发实施适宜的保护有利于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这正是创新导向型增长所希望呈现的增长结果。

体制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竞争与平等。张平强调传统赶超模式中的“纵向”干预体制必须得到改革，让有利于创新和生产效率改进的“横向”市场竞争机制和激励因素发挥作用。这就要求针对赶超体制中的扭曲进行市场化改革，通过减速治理加快“清洁”体制沉疴，改革“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保护知识产权等，形成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创新的经济环境，实现以存量调整推动经济从高速转向高效的目标。但是复旦大学张军、章奇等认为19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处于一种局部改革均衡状态，如果没有足够深化的改革，这一均衡状态短期难以打破。复旦大学林曙用股票收益的证据探讨如何从市场角度理解中国反腐败竞争，实证结果发现第二轮巡查对企业股票产生负影响，表明市场还没有完全相信反腐败运动可以有效地减少贿赂，对私人小公司而言负面效应更大，回归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本地政府官员选择一个稳妥的战略，减少对先前支付贿赂金钱的企业的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鹏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他认为只有维持低职业阶层向上在流动通道的畅通，维护代际间职业流动的机会均等，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这对于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中国梦”的实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记者　田如柱 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