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悖论”这个课题——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和法制,甚至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为何能够实现经济三十余年超常增长?中国模式挑战普世价值,只是西方的中国悖论之一。“对我们而言,中国是一个洲”,比利时一位男爵曾这样对笔者说。在欧洲人看来,中国就如罗马帝国未解体。历史上,帝国的解体总是导致民族国家的独立:一战结束后的奥匈帝国,二战结束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冷战结束后的苏联帝国,莫不如此。按照民族国家观,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意识与身份认同。对“中华民族”这种超越传统民族观的身份,西方人更是难以理解。这些都是中国外交需要切实回答好的问题。中国外交面临西式话语霸权,因而呈现中国特色的外交悖论。
悖论一:他者化悖论——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就将被别人去表达
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19世纪的法国农民:“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实际上,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新闻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来表达的,并且被英语媒体所主导。中国享有经济和文化的权力却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这使得中国往往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困境。比如“和平崛起”,我们强调“和平”,人家侧重“崛起”,致使我们想当然的提法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了。
正如中国人的外国观其实是其中国观的折射一样,外国人如何认识中国,也是基于“镜像原理”加以类比和想象的。只有你的表达能力足够强,抵消其类比可能和想象空间,才能随着我们的意志建构自身形象,否则,就成为他者的想象。中国如何有效表达自己?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针对不同国度,针对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平衡状况,中国公共外交应该分门别类,顺势而为,追求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推行巧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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