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外交需破除几大悖论（4）

以崛起为目标的大战略存在三大问题

对中国崛起的中外认识反差往往会导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矛盾言论在国际社会的流行，同时也体现出崛起视角的局限性。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以崛起为旨趣的大战略存在三大问题：

其一，全球影响与地域文化。换言之，传统文化、现代化如何包容“全球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经”文化而非“送经”文化，不足以支撑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历史上，我们只有“西天取经”的故事或“万国来朝”的壮举，很少有传教士精神，即便郑和七下西洋，也只是传播皇恩浩荡，并未积极输出中国观念。现在的“孔子学院”积极走出去是一种大胆尝试，但孔子是一种万世师表的象征，绝非儒教教主。中国世俗文化的内敛性是我们公共外交缺乏积极进取心的重要制约。相比，美国商业扩张是以传教士为铺路石的，其公共外交具有浓厚的“天定命运”情结，因而不仅为外交官所践行，甚至为普通民众所传播。

其二，内政为大，外交为小。内陆型文明、独特的政治体制使我们养成了以内政为主轴的执政理念。在当前社会某些问题突出的阶段，更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统筹内政与开展外交这两个大局如何积极协调，这在外交上形成我们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二分法思维。“战略机遇期”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大国无战争基础之上的，它担忧的是西方遏制中国的发展，将我们与西方对立起来，我们应该从内心确立与西方可以在更大层面实现相互包容的殊途同归观。

其三，为了赶超，不怕拖延。基于“外交是内政延续”的观念，将国内发展的线性进化论思想搬到外交层面，有可能会拖延国内改革的进程，其目标将陷入只是赢得发展的战略机遇，以便尽快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这种以赶超为目标证明、以后发优势为依托的GDP线性发展模式将遭遇愈来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呼吁中国确立现代世界观与国家观，改变线性进化思维与历史经验论，实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模式。

笔者认为，种种崛起问题都是思维问题的折射。传统中国文化认为，有四种力量境界：诸道同源之理、万法归一之道、纲举目张之法和提纲挈领之术。以崛起为旨趣的中国战略研究，追求的只是术、力、法等低层境界，局限于自我实现、历史对比与横向比较。其实，当今中国之态势，岂能“崛起”一言以蔽之？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崛起承载三重使命：其一为国强；其二为民富；其三为文明复兴。国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虽大踏步前进，然而总体上仍是大而不强，可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民富更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文明复兴，虽初露端倪，但仍要摆脱以西方思维审视中国的惯性，塑造真正的多元世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王义桅：《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0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