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6）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37]。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38]毛泽东明确告诉抗大学员：“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39]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决议，为此，毛泽东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4月6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向各部队发出训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40]

在此特别值得我们体会的是，与资产阶级比如普鲁士式的军人绝对和被动服从原则不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中有着鲜明的人民主体思想，具体表现为它并没有将军事及其军人机械地隶属于而是有机地融入政治，古田会议报告特别强调“官兵一致”的原则，认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推动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41]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42]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比较日本甲午海战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打败美国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不能不为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关键性的贡献而赞叹。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4月，毛泽东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如下结论性的文字：“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43]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战之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的结局，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我们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绝不是在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