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及中国对美政策（2）

责任分歧

中美同意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对于谁应该采取主动、谁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障碍，理解不同。中方学者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在美方，而美方学者则认为中方应承担更大责任。

中方学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认为美国没有平等对待中国，对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不够尊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涉台、涉藏、涉疆、网络安全等问题上损害中国利益，破坏中国国内稳定。中国却从来没有做过有损美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事情。

第二，认为中美战略互信严重缺失主要责任在美国。美国一方面在调整亚太军事部署，强化同盟体系，推进亚太反导体系，推行海空一体战，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支持和纵容日本打破限制、提升行动能力，以制衡日益强大的中国并帮助美国分担全球霸权成本。这些动向都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冲突风险上升。

第三，认为美国转嫁国内矛盾，纠缠中国;或因第三方因素，迁怒于中国。例如，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是导致对华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的主因。至于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则是由于美国产业转移和外包所致。再如，在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韩在黄海军演“亮剑”，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不少美国学者对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概念不清”，或认为中方既然提出了这个命题，就应当多做实事。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提出这个倡议的目的就是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例如，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说，这种大国关系新模式中，一套包罗万象的基本原则更符合中国的偏好，而通过在具体议题上的互动来汲取经验教训，更符合美国的愿望。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认为，中美双方不能沉溺于“漂亮、空洞的口号”，而要实实在在管理好双边关系。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外交与能源事务专家凯特琳·坎贝尔、资深军事与安全事务专家克雷格·默里认为，中美新型关系这种“模糊”界定，有利于中国达到如下目的：一是同美方建立沟通管道，提高管控危机的能力;二是给美国施压，要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即支持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安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三是要求美国停止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里开展情报侦察和水温勘察的行动，减少对台军售，放松2000年美国《国防授权法》限制的对华军事合作领域。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迈克尔·蔡斯声称，中方提出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明，北京要求华盛顿基本按照北京提出的条件来顺应北京的利益——很明显不是通过相互调整来实现。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编辑彼得·马蒂斯称，如果美国接受中国有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那美国就不得不放弃对台承诺，放弃争取人权，放宽对华敏感技术出口，调整美日、美韩同盟，停止支持通过联合国海洋法来解决南海争端等。他质疑多尼隆2013亚洲协会讲话中接受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做法是否值得。在他看来，多尼隆向中国承诺过多，是“失策”，像是一个“坏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