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瓶颈

直面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瓶颈

核心观点:通过推动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实现向社会领域的有序赋权,进而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积极性;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基层社会自下而上形成公共事务,从而使“共治”有稳定的依托;通过区域化党建充分发挥政党组织的组织整合优势,以推动行政管理与社会参与间的有序协同、互动。这些改革探索直面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瓶颈,体现出了渐进式变革的战略思路

三个极具前瞻性的改革突破点

历经一年的系统调研,上海市委2014年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形成了“1+6”的政策体系,这也意味着上海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将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区别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上海新一轮的治理创新突出了三个极具前瞻性的改革突破点:一是以深化街、镇体制改革为着力点,推动基层政府向下负责,形成敏捷呼应群众诉求的新型治理导向;二是以系统制度创新和适度赋权为切入点,从深层次上激发社会活力,推进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协调有机衔接;三是以“精细化”和“专业化”为线索,塑造面对现代多元、流动社会的精准有效服务与管理模式。这些改革举措在近年来各地的治理创新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但如此集中、系统化的形成顶层设计尚属首次,因而从理论和战略层次研判改革的意义与可能的挑战也就更有必要。

触动治理模式中的深层问题

着眼于当代中国政府转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这次一号课题指向的虽是基层治理问题,但触动的却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深层瓶颈问题,因而意义深远。

首先,这次治理变革在调整上下级政府的权力边界和分权模式方面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围绕经济社会的治理,政府内部的合理权力分配一直是个重要问题。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客观情况,上级政府不可能“一竿子到底”,必然要赋予基层政府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其更贴近社会诉求以组织公共服务与管理。但这个自由裁量权的“度”极难把握:如果分权过度,上级政府的有效监督就很困难,治理体系“碎片化”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授权不足,则可能导致治理体系的灵活性下降、治理成本上升。近30年的中国治理改革中,由于上述“度”不好把握,政府体系常常处于“放权-收权”的历史循环中。这次一号课题在厘清上下级政府、条块间权力配置方面引入了一个新的机制,即显著强化了公众、社区自下而上对基层政府的评价、考核,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考核有机结合,从而超越了体制内循环的惯常思路。这实际上通过运用社会机制改变了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格局,使上级政府在向基层充分授权,使其“有权有物”的同时可以有效实现监督,使治理体系的灵活性与协调性有效兼顾。这对于许多领域的政府改革都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一号课题政策成果在塑造现代社会多元治理结构方面形成了新思路。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格局以来,各地都有许多探索实践,但普遍遇到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多元治理结构“治”什么,怎么“治”?二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协调如何有机衔接。此次上海的基层治理改革针对上述两个问题分别从体制、机制上形成了新的探索方向,即:通过推动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实现向社会领域的有序赋权,进而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积极性;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基层社会自下而上形成公共事务,从而使“共治”有稳定的依托;通过区域化党建充分发挥政党组织的组织整合优势,以推动行政管理与社会参与间的有序协同、互动。这些改革探索直面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瓶颈,体现出了渐进式变革的战略思路。

责任编辑:佘小莉校对:郭浩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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