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院士的纯粹是国家创新的基础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1月1日启动。在新的增选规则中，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取消归口部门推荐、年龄上限下调等规定受到媒体和社会高度关注。“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改革要求，其目的就是“突出院士增选的学术导向，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扰”。

无论是改革的目标，还是改革的措施，都直指院士制度当前存在的显著问题。科学本是寂寞的事业，两院院士怎么选，有怎样的成就才可以当选，严格来说都应是学术共同体内的专业化评价。但“烟草院士”、“张曙光参选”等事件成为舆论焦点则说明，越是纯粹的东西被不洁沾染，社会就越是有强烈的反感，它不仅成为个人的学术丑闻，也让整个院士遴选标准、遴选方式面临广泛质疑。

两院是国家最高级别的科研机构，两院院士是最被社会公认和推崇的科学家荣誉。这样的科学家群体，如何遴选、如何退出，能不能保持清洁、纯粹、公正和公开，对整个科学界、学术界都是一个示范。这种示范，首先就是风气示范。直接一点讲，就是院士遴选除了专业评价，不能有行政意志，不能有“人情世故”，不能有利益公关，更不能你好我好、相互结盟、“劣币驱逐良币”。连两院院士遴选都不是一块净土，在更宽广的学术界，评价标准异化、科研成果注水、学术道德不端的问题如何能有彻底的扭转？

放置到国家层面来看，院士制度本身的目标，不是授予个称号，颁发个荣誉，而是从基础上去引领和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去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明确强调，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改革院士制度，就是为了更好发现和培养拔尖人才，更好维护院士群体的荣誉和尊严，更好激励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直接指出了院士制度乃至整个科学界、学术界面临的最为重大的问题，就是科技型人才不足、世界级大师缺乏、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这样基础性的问题。“广大院士不仅要做科技创新的开拓者，更要做提携后学的领路人”，这样的定位很清晰：院士这种学术头衔，是一个人才认定机制，更应当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怎么开拓，怎么领路？就靠站到科技高端，树立学术标杆。一旦被功利化左右，被“官本位”侵蚀，与利益挂钩，科技创新竞争自然深陷被动，提携后学更是领了歪路，对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挫伤，危害可谓深重。

社会所给予的高度关注表明，当前的院士遴选，已经不可能回避民众视线，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评价。改革从来都是一个契机，直面学术难关、坚守学术精神、秉持学术操守、净化学术风气，一个国家顶尖的科学家群体，应当有这样的能力，也应当有这样的自觉。社会对两院院士的期望，正在于此。院士制度是一个窗口，能不能革除痼疾，秉持专业精神，无论是专业之内，还是专业之外，都在从中观察这个国家学术制度的纯粹，并由此获得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