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是可贵的进步（2）

停用死囚器官捐献是文明与法治进步

明确全面停用死囚器官捐献，让包括死刑犯在内的任何人都享有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支配权，是对个体生命的最大尊重，也是生命伦理的重大回归。由于死囚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判断他们捐献器官的决定是否出于自愿。加之死囚捐献器官的过程不透明，暗箱操作以及利益交换等问题也难免发生。现在，这种做法终于即将走进历史。

器官捐献终结对死囚的依赖是大势所趋，也是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使用死囚器官面临着道义的指摘；另一方面，随着移植手术的成熟，移植需求越来越大，事实已经证明，死囚的器官如同杯水车薪。在这样的背景下，器官捐献必须转向社会文明推动下的自愿捐献。

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之后，更要依法严厉打击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使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依法而透明，增加器官移植分配的公信力，消除人们对器官捐献和移植能否公平公正公开的忧虑。这样才能鼓励更多老百姓愿意捐献身后器官，弘扬终极大爱。郑州晚报

改变我国现行单一的器官捐献模式，说到底还得靠器官捐献制度在法治框架下的补全。比如在人体器官移植方面，就应将“非移植”医院也纳入捐赠医疗管理体系。此外，在捐助激励机制上，进行器官捐献可减免捐赠者一些医疗费用和丧葬费。而这些都应建立在加快器官捐献立法之上。新京报

叫停死囚器官移植，倒逼规范器官捐献秩序。应先完成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改，建立和完善符合国情的器官捐献体系。要从立法和制度上规范器官捐献行为。只有器官捐献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才能够有效实施器官移植统一分配制度。如果管理缺位，造成分配不公，势必会挫伤人们捐献器官的积极性。因此，有关部门应竭力打破观念、法律、管理等多重瓶颈，让器官捐献给生命注入新的色彩。

停止死囚器官捐献体现法治关怀

我国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时，死囚器官又是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当前我国器官移植65%源于死囚器官捐献。如此背景下，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无疑会加剧器官移植的紧张形势。

面对的局面越复杂，越能体现法治的力度。死刑犯的器官捐献，从程序上来说需要本人或家属同意。但从一些媒体曝光看，死囚和家属的权利保障机制十分脆弱，不乏不少“被捐献”的情况。然而，社会的边缘人并不应天然地沦为法治的局外人，宪法保障公民的人格权利不受侵犯，死刑犯亦然，其器官不能被任意剥夺。该项政策的出台，无疑是宪法权威的应有体现，体现了一种法治关怀。

有观点以为，以死刑犯必然被剥夺的生命，去挽救可能被挽救的生命，这样的做法符合经济理性。而且，在当前捐献率较低，自愿捐献还未成为常态的情况下，骤然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未免操之过急。然而，符合经济理性并不意味着符合道德伦理，更有可能与法治正义相悖；现实困境也不能由死囚的基本权利来埋单，法治的贯彻应当是无条件的，法律刚性不应为一时压力而发生曲折。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不堵上使用死囚器官的漏洞，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器官移植的黑市就不会消失，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就难以激活，建设合理取用、分配器官的制度也会缺乏动力，最终会导致我国器官移植的野蛮化和无序化，不利于患者得到有效救治。

在国际上，器官移植的供体短缺也一直是个难题。为了鼓励遗体捐献，一些发达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措施，包括物质层面的奖助。在器官分配方面，也制定了一套透明、公开的分配制度，便于公众监督。政府还和公益组织密切合作，进行长期宣传，以破除社会偏见、提高公众认识。近些年，我国相关的制度建设也在提速：2007年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范了捐献器官的分配过程，要求公正、透明、可溯源；2013年，全面启动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原则。但总的来说，相关制度仍有待完善，尤其是如何尽快提升公众的捐献意愿，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呼吁和激励机制尽快完善到位。

停止死囚器官捐献，不仅保障了死刑犯的基本权利，也是一次面向全民的法治教育，只有让公众心中都深耕法律精神，才能为随后的制度建设和养成互帮互助的公民意识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