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未来30年，上海城市治理路径（4）

上海社会治理形态的创新方向

唐文玉

未来30年，上海社会治理形态需要向三个方向进行创新：

一是从社会治理的主体层面来看，社会治理形态需要向“大社会”治理的方向创新。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会不断地增强，社会将日益从国家当中释放出来，并不断自我扩张和增强。具体而言，需要日益突出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在适合和能够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事务领域，需要推动基层社区逐渐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社区向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社区转变，让社会组织逐渐充当社区治理的核心主体，社区居民委员会也需要不断突出其社会化的特征，日益建构出一种政府与社区居民委员会之间相对独立、平等而又密切合作的关系形态。

二是从社会治理的结构层面来看，社会治理形态需要向“扁平化”治理的方向创新。这包括两个方面：在国家权力体系内部，需要注重纵向权力的收缩和调适以及横向权力的扩张和增强，在“条”、“块”权力的配置上，需要更加注重“块”的权力的统筹配置；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需要注重国家权力的收缩和调适以及社会权力的扩张和增强，需要注重向社会组织和基层社区让渡公共权力，增强社会的自我运转和自我管理能力。

三是从社会治理的方式层面来看，社会治理形态需要向“法治化”、“民主化”治理的方向创新。向“法治化”治理方向创新，强调是政府要日益走向“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境界，社会则需要日益突出“法无禁止则可为”的自由度和限制度。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基层社区的关系以及社会内部之间的关系，需要日益注重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来予以规范、调节和协调。向“民主化”治理方向创新，强调的是需要日益注重建构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和常规化的平台，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相互沟通、交流、对话和协商的制度化和常规化的平台等。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