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冬生：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3）

党纪跟国法有什么关系呢？严格讲党纪是管党的，国法是管国家的。党纪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起约束作用的，党纪的标准很高、很严格，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组织。那么你是先锋队，要求就要高。国法，国家的法律适用于一切老百姓，其中也包括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国法是一个大概念，它的适用范围是普遍性的。党纪治党，国法治国。当然，因为我国是一党长期执政，那么党纪和国法它有一个通道，它这个通道也就是中间有政策作为过渡，作为连贯。政策是法律的先导，先有政策，最后在政策成熟情况下，就可以把它上升为法律。

制度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减少社会摩擦，减少不确定因素。所以，邓小平在1980年“8·18讲话”中，特别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它是根本性的、长期性的、稳定性的、全局性的，不以领导人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关注点的转移而转移，改变而改变，那么就说明这个制度它有它的特定内涵和外延，有特定的要求。制度不是现在才有，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制度，只不过古代的制度没有上升到普遍性、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的程度。

中国古代是君临天下，国家都是皇帝的，皇帝的话就是法律，所以古代最初就是用饬令，后来逐步演变为律令，后面再演变为律法。古代断案没有法律的时候，就是由掌权者来定夺，他说怎么判就怎么判。到后面过渡到有了制度，有了法律，有了礼仪，有了文字根据，就可以在全国普遍的推行，而且是用一个标准的模式来处理事情，对事不对人。于是就给社会带来了秩序，减少了社会摩擦和不确定性，就使人民的行为有一个预期。打比喻，老百姓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做到什么程度会得到什么结果。因为法律预先告诉你哪些是能做的，那些是不能做的，法律就是规定这个边界，制度就是规定这个边界，当这个制度上升到要国家暴力来强制的时候，它就可以上升为国家的法律。

我们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多做好事，这是一种道德要求。不能把所有的道德要求，提倡性的、鼓励性的都制定成法律，道德的问题必须用教育来解决。从个别性的约束，过渡到普遍性的约束，从个案公平过渡到社会公平正义，这样就带来了社会秩序，减少了社会摩擦，同时减少了社会不确定性，让人们的行为有了一个理性的预期，这样社会的秩序就越来越文明。所以，制度起这个作用。

纪律只对组织内成员起约束作用，纪律对组织外的人不起约束作用的，如果把一个农民抓起来，他不是党员，你抓起来就双规，那就闹笑话了。我们一党长期执政就必须去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是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所以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首先要树立理想信仰。